“双减”背后是什么?是为了增和提——《瞭望东方周刊》专访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

文件题目叫“双减”,但背后是增和提。过去的减负工作,更多是从减少数量上做文章。但此次“双减”背后,体现了“十四五”时期和新发展阶段的重大特点,即要在“减”的背后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提高育人质量,这是中央和北京市委推动“双减”的最终目标。

这一轮的“减”跟以前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本质上是在“增”字上下功夫,转变教学与学习的方式,用高质量的教与学提高学生未来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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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校外培训机构开设的课外辅导班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文件)。

对此,北京响应迅速。2021年8月19日,北京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提出将确保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于2021年底前有效减轻。

据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介绍,北京市“双减”文件的重点是减负提质多措并举,校内校外同时发力,不仅要“治乱、减负、防风险”,更要“改革、转型、促提升”。

“双减”后的第一学期已经结束,北京市各区各学校落实得怎么样?半年的“双减”工作取得哪些成效,还存在哪些不足?今后推进“双减”工作的重点体现在哪些方面?

近日,就北京市落实“双减”文件相关问题,《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了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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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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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是为了增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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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北京市教委是如何理解“双减”改革措施的?

李奕:文件题目叫“双减”,但背后是增和提。过去的减负工作,更多是从减少数量上做文章。但此次“双减”背后,体现了“十四五”时期和新发展阶段的重大特点,即要在“减”的背后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提高育人质量,这是中央和北京市委推动“双减”的最终目标。

仔细读中央文件,前半部分内容是围绕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后半部分围绕作业、教学、课后服务等质量提高展开的。北京作为试点地区,“双减”工作推进以来,“减”字工作进展明显,但“减”字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把内卷的、无序的校外培训减下去,把重复的、无效的作业减下去,但高效率、高质量的学习不能少。我们突出的感受是,未来一个阶段要在提质增效上下功夫。

所以,这一轮的“减”跟以前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本质上是在“增”字上下功夫,转变教学与学习的方式,用高质量的教与学提高学生未来的竞争力。

《瞭望东方周刊》:减负前些年都推,为何2021年的“双减”社会影响这么大?

李奕:义务教育是国家事权。但近年来,校外培训机构的数量、学生数以及专职教师数已和学校义务教育基本持平,并且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不规范办学、虚假广告、良莠不齐等乱象频生,加重了学生学习压力,增加了家长经济负担,违背了教育规律,恶化了教育生态。作为国家事权的义务教育,实际上应该把学生绝大部分的教育问题和教育需求在校内解决。带着这样的认识再去读“双减”文件,就能读出这个文件出台的目的性和紧迫感。

文件几次提到了“在校内”:在校内完成作业,在校内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在校内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学习效率,让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什么叫学足、学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义务教育阶段的高质量需求,校内怎么满足等等,都是呼唤和要求“双减”之后校内教育教学质量要大幅度提升,

课后服务的部分最引人瞩目:原则上使用本校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分层分类辅导,课后服务的横向结构要有体育、美育、智育等多种类型的素质类教育。纵向结构方面,要把课上学科教学的未尽事宜在课后服务中加以完善,并且特别指出对学有困难的学生和学有余力的学生要分别提供服务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师管理上可以用弹性工作制,可以适度增加编制、增加投入等。中央文件的出台,体现了党中央对义务教育国家事权的高度重视,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教育事权的回归。

校外培训机构在转型后也要提高质量,与学校教育形成有效的互补,更加强调服务的精准与个性化,能够作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满足学生和家长多元丰富的教育需求。在构建“十四五”时期高质量教育体系过程中,体制内体制外、民办公办、线上线下怎么匹配,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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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9日,北京,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同北京市东城区东四九条小学进行太空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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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侧带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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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北京作为超大城市代表,学校、家长类型与水平覆盖面很广。在推进“双减”工作过程中,如何更有针对性地指导学校减轻学生校内负担,解决家长的实际困难与困惑?

李奕:“双减”背景下提升校内质量,2021年秋季学期重点是在课堂教学和课后服务上。北京将干部教师的交流轮岗和课后服务的供给侧结构调整作为切入点,进行试点探索。在交流轮岗和课后服务两方面,从针对性和适切性来看,北京各区差异很大。所以,我们给学校定了一个基本原则,在课后3:30服务开设之前,首先应该进行调研,了解本地区、本学校、本年级家长到底需要什么类型的课后服务。各个学校、各年龄层的学生,问卷调查结果差异非常大。因此,我们制定了“五刀切”的策略,在校内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特点至少分五种策略去对待。

具体体现在,1-3年级、4-6年级、初一、初二、初三,这五部分是根据需求侧来提供供给侧的结构设计。需求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党和国家层面,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基础教育,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是根本需求。第二个方面是尊重教育规律,不同的年龄段孩子,认知水平、体能体质是不一样的,对教育供给的内容、强度、方式方法等也有特殊的需求。第三是家长方面,满足家长、家庭对孩子健康成长的期待。

我们要求学校通过这三个方面去综合分析,来指导学科组长和年级组长,合理规划课后服务的供给结构,供给内容,供给方式,比如:一到三年级的孩子课程服务应该多进行亲子交流。学校会根据不同的家长需求,不同的家庭条件,给家长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另类的作业”,让孩子在生活中成长,让家长也有更多的育儿体验。

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已经适应了学校的生活,课后服务应让他们结识更多的新同伴、新老师,根据兴趣爱好参加社团,课程和活动的设计可以是跨班级、甚至是跨年级的组合。

初中阶段,随着学科学习难度、深度的加大,家长和学生对学科辅导需求更大,课后服务在结构设计上可以增加学科辅导的比重和针对性,同时配合体育和其他素质类的课程。

在这一过程中,学校应建立基于作业和多种方式的学生学习诊断和学情分析制度。对每个孩子的短板、长项要做到心中有数,同时据此设计和规划课后学科辅导、体育锻炼和多种素质类课程的供给结构,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各得其所。并据此及时反馈给家长,让家长明晰、放心,孩子的问题学校清楚,孩子的需求学校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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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小学同学将自己亲手设计制作两千余盏灯笼挂在学校的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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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靶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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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在北京中小学开展的课后服务2小时,据教委调研观察,各个学校统筹安排课程内容做得怎么样?还有哪些需要提升的地方?

李奕:进入“双减”工作的第一学期,各区各校步调一致,令行禁止,全面如期达到了第一阶段的工作要求。但从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的角度去要求和分析,目前还存在“外练筋骨皮”的现象,没有完全做到“内练一口气”。所有的工作要求在这一学期到位了,但真正校内育人质量的提升还不够显著。

“双减”第一学期结束后,北京各区的期末考试卷传播开来,有网民称“难出天际”。从期末考试卷可以看出,试卷引入了最新时事,比如:中轴线申遗、冬奥等国家大事。

期末试卷释放出的信号是,对学生来说,死读书行不通了;对教师来说,只讲教材行不通了,教师教育教学的资源观、环境观必须发生深刻的改变。因此,我们提出学校党组织、教师基层党支部应该抓备课、教研、教学,战斗堡垒作用就应该体现在这儿。

如果说在第一阶段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要实现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当前还有这样几个待改进的地方:

第一,对课后服务的结构虽提出了设计要求,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学校层面的落实。不同学校理解不同,资源条件也有差异,有没有把课前课后的供给效益匹配起来很重要,现在不少学校提供的3点半之前和之后的服务内容还是割裂的,接下来每个学科、每个学校都要建立课上教育、学生问题诊断、需求分析和课后服务相匹配的意识。

第二,“双减”文件中特别强调校内课堂教学的效率和质量的提升。持续发力点应该是课堂教学的深度和针对性要适度加强,而不是一味在校内也做“减法”,以降低教育教学质量为代价的“减”是不符合中央总体要求的。“双减”文件说要在校内学足学好,课堂教学要适度加深,增强针对性。要兼顾优等生、中等生等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学生,实际上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了。文件要求教师要对学生有问题诊断、学情分析和知识巩固的本领,这就倒逼着教师提高水平,我们要把每一份作业、每一张卷子看作一张化验单,努力通过精准、高效、持续的问题诊断,发现孩子的短板和长项,然后进行“靶向治疗”,该补短的补短,该扬长的扬长。

中小学教学教研涉及深层次的教学指导,教师也要有意识地把教学变成“靶向”教学,不留海量作业,有针对性地分类分层留作业。

第三,作业和适量的日常考试是诊断和学情分析的依据。“双减”后我们提倡作业和考试要出原创题,提高题目的情境和素材质量,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运用学过的知识解决问题。这也正是国家对未来人才的期待和需要,也理应成为日常教学和考试命题的努力方向。这对教师教学和备课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新的考题也对学生和家长有重要的引导,不能死记硬背、反复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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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1日,2021年北京市第一届小学生篮球比赛在天通苑体育馆开赛,图为怀柔区第三小学选手席浩然(右)在比赛中封盖(任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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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岗,轮的是优质服务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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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第一学期参与交流轮岗的干部教师轮岗效果怎么样?给学校带来哪些明显变化?他们轮岗的工作内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如何发挥轮岗教师的优势?

李奕:此次交流轮岗强调需求导向,也可以称之为“按需轮岗”,即有目标岗位和具体任务的交流轮岗。交流轮岗后,对每一位教师的工作过程要做到可追踪,对工作绩效可考核,重点关注交流后的效益评估。

为了扎实有效地推进这项工作,我们设计了“五步工作法”:一是全体干部教师底数调查,包括人员基本信息、优质教育服务属性,特别是每位教师最擅长、最独特的教育教学本领。二是在区域内,统筹实现学区集团化管理的全覆盖,使得区域内每所学校都在不同的学区、集团整体供给体内,让一所学校的学生能够获得至少一个学区或集团的教育资源与服务。三是基于学区、集团和学校的岗位需求调研,包括课内课程、课后服务、作业统筹、考试命题、家校联系、教研科研、体育美育、学生活动等,形成供需报表。四是具体研究制定干部交流轮岗计划、教师交流轮岗计划,实施实名制管理,明确交流轮岗方式、方向和预期目标。五是明确具体实施时间表、交流轮岗过程质量评估方案;召开启动会,交流轮岗人员到位。

前三步要诊断每个学校、每个年级、每个服务时段的供给薄弱项,缺什么样的课程和人力资源,同时诊断和萃取出每一个教师的优势,综合需求再进行匹配。课后服务人员供给不够怎么办?可以跨班级、跨年级、在学区或集团内寻求更丰富的人力资源供给。所以,此次东城区“小范围、大面积、大比例”干部教师轮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从东城区、海淀区的一批校长轮岗能清晰看到,交流轮岗是为了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构建中小学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轮教师轮岗不是为了简单的扶贫济困,也与过去轮岗促进资源均衡的目的不同,是为了促进高质量发展,所以轮岗限定在学区内,目的是把优质教师的人力资源用充分,推动教师这一人力资源的管理更科学。

干部教师交流轮岗,轮的不是这个人,是这个教师的优质服务属性。比如,有的老师古文教得好,有的老师整本阅读有特色,就要各自发挥优势,在课后服务中可以以专题的形式提供新颖的、优质的语文教学新供给;有的数学老师除数学教得好之外,围棋也下得好,那课后服务就可以给他开一门围棋中的数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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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6日,北京四中课后服务模式正式开启。初三年级的学生在进行身体素质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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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成长成才构建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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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双减”后,教培行业得到重塑与洗牌,转成非营利性机构的教培企业应如何重新定位,教委提供了哪些指导?

李奕:“双减”文件提到了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校外培训机构属于社会教育力量,“双减”要促进教培行业的转型升级,这里“两新”组织要发挥作用,让他们成为为大国家、小家庭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同盟军。

在未来构建协同育人共同体的进程中,可以构建校内外打通的学生成长大数据共享机制,校内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校外可针对学生个性成长和需求提供匹配的、适度的增值服务。同时,如果一个学生在某些方面有独特优势,校外教育机构也可将数据反馈给校内,学校可据此创造满足特长学生优势能力发展的环境条件,这样早期优秀拔尖人才的培养也会出现新的模式。

《瞭望东方周刊》:“双减”实行一学期,就您的观察,还有哪些问题待解、落实不到位的地方?未来应该如何进一步优化?

李奕:就学校内部来讲,干部教师对“双减”政策的理解、育人能力本领的提升,以及现代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变化,是我们当前最关注的三个方面。

“双减”最终落实在人身上,落实在干部教师上。下学期我们要开始加强对于现代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指导,指导一些学校突破以前的管理方式。同时,要加强对教师关于政策执行以及学科业务培训。比如:怎么留作业、怎么出题、怎么考试、怎么做数据积累和分析、怎么做学情分析等等。

如果能够迅速把校内教育质量和效益提升起来,同时提升教育体系内部考、招、教的匹配度。那么,家长自然就相对放心、缓解焦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也会进一步释放。这里,一个关键点是家校社的协同,这种协同需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通过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统筹领导把公办学校、家庭教育和校外教育统筹结合在一起。在党组织领导下,各方面聚焦五育并举、立德树人,共同落实党的教育方针,那么过去一些难点、堵点都是能够有效打通的。

另外,社区包括更广义的社会资源也要参与进来。比如,开放体育场馆场地,协调更多的体育相关机构、退役运动员等参与体育课或体育活动。总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纳一切优质资源,构建服务于孩子成长成才的统一战线,焕发和积聚义务教育阶段促进孩子健康成长的蓬勃力量。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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