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卷”这个词席卷媒体之前，人们经常听到的词，是“社会焦虑”。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物质的极大富裕似乎并没有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反而促使社会不满滋生，躁情绪蔓延——户籍焦虑、诚信焦虑、道德焦虑、就业焦虑、医疗焦虑、教育焦虑、财富焦虑⋯⋯ 而这一切的人群聚焦，最终集中在了年收入6000美元-15000美元之间的家庭群体中，西方媒体曾冠名之——中产阶级。 在西方国家，中产阶级是指“一般人”，即非富人也非穷人，出于社会中层的群体，但在中国，显然，“中产”几乎等同于“白领”。 在2012年美国《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中国有3.5亿中产家庭，他们是律师、老师、医生、企业家、房地产经历和互联网创业者，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但同时，中产也是被挤压的“中间阶层”，是三明治当中脆弱的夹心，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中产阶级往往靠自己奋斗得来，是实现阶级跨越的第一代，他们回望自己泥泞的前路，在享受当下生活的同时，也在随时焦虑着失去和掉落。 “中产焦虑”这个词，一度成为社会声量最大的热词。 在这种焦虑情绪的蔓延下，人们开始寻找问题的源头，继而诞生了另外一个社会本源词汇——“内卷”。 什么是内卷？内卷是在电影院站起来看电影的人，是挑起焦虑和竞争的人，而“内卷”得最深最厉害的地方，毋庸置疑，就是教育行业。

从较为现实的角度来说，在现代社会，教育具有社会分层的力量，是提升人们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途径。 因此，教育资源是最受家庭重视的资源，城市中产在完成了初步的阶级跨越后，便由对社会资源的争夺转向对教育资源的争夺。 每个人都希望子女能享受更好的高质量教育。但现实情况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往往是有限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对优质教育机会的竞争激烈。 内卷，就这样开始了。 从大名鼎鼎的海淀区小学再到如火如荼的补习班和课外辅导，再到“鸡娃”引起的社会大讨论，再到“双减”政策出台，一切终于尘埃落地，中小学课外辅导、在线辅导项目也被纷纷叫停。“赢在起跑线”真的就成为了一句无法实现的口号了吗？ 回看我国教育公平政策的变迁与转型逻辑，不难发现，“双减”政策的出台是一种政策导向下的必然。 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和全社会重点关注的两大优质资源分配，其中教育资源关乎每个家庭的下一代和国家的未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有质量的教育公平是全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它是缩小社会差距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基础。 政府一直将有质量的教育公平作为重点建设工作，保障人民受教育机会、提升教育水平质量、均衡分配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 而我国教育公平的具体内容，就是教育平等和弱势群体补偿。 在初期，我国要解决的是教育起点公平的问题，要消除不同地区基础教育水平发展差异过大的问题，同时兼顾教育过程公平，最基本的，也是最直观的，就是人人都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机会——这就是我国的教育基础制度——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目标。 但是，由于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各自追求的教育公平内容存在差异，在当前政策下，教育公平一直存在诸多争议，也许就如同孟德斯鸠所说：“作为事实的平等和作为原则的平等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在通常概念下，“教育机会平等”是指学生有平等地享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即入学机会平等和存留平等。 入学机会平等和存留平等即起点和过程的平等，起点平等和过程平等是公平的。 然而，即便起点平等、过程平等，最后的结果即学生的发展水平肯定是不一样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2018年发布的《 教育公平测量手册（Handbook on Measuring Equity in Education）》中明确指出：“从来没有任何社会能让每一个人的学习结果完全一样。” 但是，在全球化视野下，中国家庭能够选择和考量的教育体系已经不仅止于国内，英美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主要是追求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和教育结果平等，有着一套自己的政策逻辑体系。 与高等教育不同，低龄留学意味意味着一种教育体系的选择，更意味着一种家庭选择，数据显示，年龄较小的留学生家庭年收入较高，也更愿意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留学教育当中。 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鉴、互容、互通，形成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教育对外开放局面”。 好的教育是适合学生需要的差异性的教育，国内外教育体系本身并无优劣，在继续保持政策开放的前景下，将会有更多中国家庭获得自由选择的机会，走入更适合学生健康成才的教育环境中。 在当前的整体背景下，留学的平常化和低龄化将会成为一种强力趋势，是国际、国内双重环境因素影响作用下的共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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