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疾病的英文名命名为“COVID-19”。
SARS-CoV-2：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将这种冠状病毒的英文名命名为“SARS-CoV-2”，但相关负责人强调“这一名称与SARS疾病之间没有关联”。
简单的说：COVID-19指的是新冠病毒肺炎这种病；
SARS-CoV-2指的是新冠状病毒。
科学在发现病原体、识别其基因序列和结构、以及着手进行治疗和疫苗的临床试验等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进展。
但作为一个固有的迭代过程，科学发现往往是缓慢的，需要“重新搜索”——即重新寻找并重复观察，最终被接受为事实，并在某种发现没有被重现时及时进行更正。
因此，我们所了解到的关于COVID-19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断断续续的，而且还需要不断修改。不幸的是，正是这种不连续性造成的空挡，导致了一些前后不一致的信息，包括关于早期不戴口罩的建议，或关于羟氯喹等干预措施的潜在但未经充分测试的益处。
也就是说，有关COVID-19的大部分错误信息并不是科学试验的错误结果，而是来自互联网上的空头投机者和电视节目邀请的专家，在没有任何实际专业知识的情况下表达的意见和个人直觉。
这相当生动地展示了达克效应（D-K effect），它是一种认知偏差现象，即那些对某一学科实际知识较少的人，却对该学科有着不成比例的盲目自信，这些能力欠缺者们，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虚幻的优势之中，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水平，却无法客观评价其他人的能力和专业知识。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这一说法，并讨论为什么它仍然存在，尽管关于它的内容大部分已经被揭穿。
根据早期的医学研究，人们得出结论，SARS-CoV-2在野外自然产生，可能通过穿山甲这样的中间宿主从蝙蝠传播到人类身上。
最初怀疑的地点是武汉市的一个“海鲜市场”，出售包括蝙蝠在内的活体动物供人食用，据报道，最初中国出现COVID-19症状的许多人曾去过那里。
此后不久，特朗普在新闻简报评论中回应了这些怀疑，随后宣布“全面调查”以查明真相。
尽管这些消息来源都没有声称有证据表明SARS-CoV-2是人为的，或者是为了邪恶目的而故意研发的，但这并没有阻止一些人沿着这条路线进行尽情发挥。
但今年3月，圣地亚哥斯克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的克里斯蒂安•安德森博士（Kristian Andersen）和一个主要位于美国的国际研究小组发表了一篇科学论文，报道称，对SARS-CoV-2基因的分析有力地支持了它是由蝙蝠自然产生的，并且认为它是人造的这一假设是“不可信的”。
首先，自2002-2003年最初的SARS-CoV大流行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对人类的传播能力，这些研究对有关病毒使用了“反向基因工程”，但新冠状病毒不具有任何现在正在研究的病毒的“骨干”结构，相似度不高。
相反，这种新型病毒与已知的自然发生的蝙蝠冠状病毒BatCoV RaTG13.3有97%的相似性。
其次，SARS-CoV-2的“S蛋白”有一个“受体结合区”ACE2（可以附着在人类细胞上，并允许其进入细胞内的部分），它与人类细胞受体ACE2的匹配度还不如2003年的SARS-CoV病毒。换言之，如果科学家故意制造出SARS-CoV-2的S蛋白，那么它对人的感染性反而比现有的SARS病毒要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好比一个窃贼已经有了一把开门钥匙，但却又造了一把不太匹配的钥匙来开门。
因此，我们对SARS-CoV-2起源的看法，可以归结为我们对提供这些知识的人和他们提供的信息的信任，也就是所谓的“认知信任”。
但是，一旦认知信任被错误信息所消弱，（比如，无论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早先关于病毒是通过气溶胶传播，还是我们都应该戴口罩的不一致的指导方针和建议），认知信任被认知不信任所取代，人们就容易沿着阴谋论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科学家们一直在做冠状病毒的反向基因工程实验，这听起来有些吓人，并且对“邪恶科学家”持有潜在的恶意意图的猜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在安德森（Andersen）论文中还提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发现，有一种天然存在的蝙蝠冠状病毒具有一个切割位点，使其能够像SARS-CoV-2一样感染人类。 这项研究是在美国的调查人员独立进行的，没有中国的任何参与合作。
也就是说，美国实验室最新发现了一种蝙蝠冠状病毒，它和SARS-CoV-2对人类的感染具有相同的机制。这可能又会使得人们提出反阴谋论，即SARS-CoV-2起源于美国，由美军带到中国。
但上述两种猜测实际上根本不成立，安德森（Andersen）论文中表示，因为无论中国研究所还是美国研究所研究的病毒显然与SARS-CoV2相似度很低。事实上，所有这种“针锋相对”的未经证实的阴谋论和反阴谋论都是口水之争。
由于固有的偏见，按照这种阴谋论寻找病毒起源的方式往往会被其他一些因素所强化。例如，一些COVID-19阴谋论因种族或政治偏见而得到加强，这些偏见现在正在与中国以及世卫组织的潜在冲突关系中上演。
还有其他更具创意的阴谋论版本，比如认为比尔·盖茨应该对SARS-CoV-2负责，因为他计划从疫苗中获利，或者说5G网络是导致COVID-19的真正原因，因为一些人认为5G会以某种方式削弱人类自身的免疫系统，使我们更容易受到病毒的攻击。
归根结底，客观的证据表明，任何阴谋论都不能为SARS-CoV-2的起源提供最好的解释。但“阴谋论者善于将阴谋理论化”，那些客观证据并不能轻易阻止他们。
一些人将中国视为不可信任的政治敌人，这些人将很难放弃SARS-CoV-2可能是在武汉实验室制造的猜测，而那些对科学不信任和对新技术保持警惕的人，将继续被最新的阴谋论所吸引和利用，这些阴谋论将科学家描绘成“疯狂”、“邪恶”或者“腐败”分子，并且这些科学家与疫苗、转基因生物（GMO）、5G网络背后的所谓险恶阴谋都有关系。
结 语
COVID-19危机从开始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恰恰很好地说明了，毫无根据的阴谋论，除了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不信任、恐惧、孤立、歧视、不合作以外，对人类抗击疫情、团结协作毫无贡献，几乎一无是处，反而朴素的科学对于了解新的生物威胁，抗击疫情以及如何更好的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去发挥了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