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短篇小说《社戏》是以其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依据，用第一人称写的在浙江绍兴小村看社戏的作品。小说主要通过夜里行船、船头看戏、月下归航这几个充满江南水乡气息的画面来表达作者对少年时代快乐生活和浓厚情谊的怀念及眷恋。
在《社戏》中，所出现的人物有较多，以个体而言，作者所提及的有迅哥儿、母亲、外祖母、双喜、阿发、桂生、六一公公，在这些人物中，双喜无疑是一个出众的人物，他在情节的展开上起了重要作用。
“孩子王”双喜
载“我”去看社戏的船是聪明的双喜想到的；在驾船和安全的问题上是双喜打的包票，是双喜担任的舵手。由此可断，如果没有双喜此聪明大胆能干的朋友，“我”此次看社戏之愿许要泡汤了。
当抵达赵庄开始看戏时，双喜又为“我”介绍和解释演员的舞台动作；大伙因老旦的戏而感到扫兴，“不住的吁气”“打起呵欠来”时，双喜又一呼百应地率众而归；在归途中偷罗汉豆一节，是双喜考虑到先问问阿发的意见再偷，又考虑到只偷阿发一家的豆，阿发娘若发现又要哭骂的，大伙才又到六一公公地里偷了一些；吃了豆又是双喜考虑到细心的六一公公因少了盐和油会发现他们的“劣迹”，最终使问题得以集中讨论合力解决；当船到家时，更是双喜报的平安。如此一个细心周到又顽皮未脱的乡村少年，便在看戏和胜利而归的趣事中，处处起了“孩子王”的作用。
六一公公次日的责问证明了这一点，第一个问的就是双喜，可双喜却能把“偷豆”的不耻说成“请客”的高雅不说，还傲气说“当初还不要你的呢”，并反而责怪六一公公吓跑了他们的虾。双喜的狡黠和诙谐令趣事一趣到底。
在整篇小说中，双喜成了小朋友的领袖，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人物。双喜也是“孩子王” ，但他的智慧、勇敢、热情周到是个体的表现，不代表别人，只代表他双喜自己 ，一如他的自信。
自家也“偷”的阿发
阿发在小说中突出了两次，一次是出航时拔后篙，说明他也是能干的“航家”，与双喜是合作愉快的一对；一次是偷罗汉豆时，双喜问“阿阿发，这边是你家的，这边是老六一家的，我们偷哪一边的呢”时 ，“阿发一面跳，一面说道，‘且慢，让我来看一看罢’。”当他往来的摸了一回后，直起身来说道，“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这一回答可以说是震人耳聩的，出人意料而又妙趣横生的。说是偷豆，偷到自家田里，还煞有介事“验收”一回，最后由自己定夺，“偷我们的罢” ，还是用哪个“偷”字，竟不用“摘”。这里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不再是能干的阿发，而是一个热情有余，顽皮透顶，懂得“顾大局”不扫人兴的主儿。可以这么说，如果阿发把“偷”字略了，而换成“摘”的话，这“趣儿”将大大逊减，也许小说尾文作者也不会写出“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这样的话儿来。
自家豆被偷，娘会哭骂，阿发是知道的，但为了招待好朋友，不扫大家的兴，娘的哭骂也就不重要了。娘的哭骂，对阿发来说，是件不光彩的事，（日里定被伙伴嘲笑过的了），这倒很影响自己的“待客礼教”及在伙伴中间的地位，今天倒是为自家赚点脸面的机会，哪有犹豫之理？当然这是一家之言，也许调皮的阿发压根儿就没想这么多，只是一个心眼的想偷罗汉豆，自家和六一公公家，只要高兴，偷哪一家不是“偷”呀？
“小谗猫”桂生
再说桂生。桂生在小说中也出现了两次。
一次是在看戏时，“我”托桂生帮买豆浆，桂生去了回来说，卖豆浆的聋子也回去了，买不到，给“我”舀一瓢水。“我”是城里来的客人，会念“秩秩斯干”，当然是值得尊敬的，对于“我”的要求，桂生不容推辞，理应效劳。可惜没有完成任务，回来后也不会安慰，还说“日里我还喝了两碗” ，最后干脆提议“我”喝水算了……他白纸样的纯朴、活脱脱的天真、烂漫的模样就跃然纸上。
二次则是在归途中，听到大家说无力摇船，想是饿了的缘故，就想到“罗汉豆正旺相”，给读者一副对吃很有兴趣的形象。按此看，“我”许是知道这一点，才托桂生去买豆浆吧！
这时，桂生的形象似乎清晰多了。当然，表面上看，他的提议在推动小说情节发展作用很大，但那么一群孩子当中，也许想到“罗汉豆正旺相”的不独桂生一个只是作者让桂生提议出，确有给桂生套上“小馋猫”帽子的嫌疑。
宽厚的六一公公
孩子们偷豆并用了宽厚的六一公公的盐油。六一公公是发现了，而他对孩子们的责怪，并没有孩子们想象中的严重。
看，他问双喜时说，“你们这班小鬼，昨日偷了我的豆？又不肯好好地摘”，此言之意，如果肯好好地摘，是无伤大雅的；也可作双喜他们“偷窃”行为也不止一次一说。（骂与不骂一样，弄不好这群活宝，不知又会搞出什么花样来。也拿他们没办法呀）。
知道是“请客”后，六一公公“觉悟”也不低，继而问我“豆可中吃呢？”，“我”说好，六一公公听“我”夸他的豆好，竟高兴起来，还要送些给姑奶奶尝尝，更热情有余地一个劲儿夸“我”有见地，会中状元，说什么姑奶奶的福气是可打包票的了。什么年代了，还打包票中“状元”。谁都听出是套近乎话语，而这一份对孩子的爱却是值得赞许的，正是这种宽容和“宠溺”，令一群乡村孩子有了自己的天空，可以自由自在、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让他们的天性可以健康而纯洁无拘无束地发展。六一公公则成了人情味浓郁、热情好客、朴实，心地善良而又乐观的乡下人的代表。
在这些活灵活现，呼之欲出的人物当中，母亲的表现则是纯粹情节的需要，衬托出孩子们能干、周到和六一公公的“好”，但是可以断言他在关心自家孩子和孝顺方面是典型的；而外祖母竟埋怨家人处事不力，办事不周，不合待客之道。则又是乡里人--有一定头面的人对乡里风俗礼数在她身上反映，即是说，乡村里自老到小是有一种好客周到的大气候，对孩子的关心竟也皮毛地注意到了“心理”，可想而知“我”在这里是多么的惬意，如何不说此地乃“我的乐土”。而这时哭骂的阿发娘就不显得太“丢脸”了，反而把乡村里的另一个小气候提了出来，让人感到“乡村，还是那个乡村”，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完完整整。
这些人物形象，鲁迅主要是把他们放在具体事件中，通过行为和语言的描写树立起来的。许是由于回忆年代太前，作者没有对人物进行外貌描写，但你看到在他熟练地运用白描手法中，通过人物的三言两语，一举一投，便把人物勾勒得清晰灵现，你便觉得外貌描写的欠略不再重要，有之，反现添足了。
随着作者的笔端，忆游他快乐自由的少年时代，与他亲密无间、天真漫烂的伙伴们，同游同乐后，不由深深喜欢上里面的人物了。文中这群人物，不矫揉造作，更不“炒作”，在读者眼里，是一群地地道道的、老老实实的来自生活中的人。如果叫人读了，会或拍案叫绝，或微笔颔首，过目不忘，回味绕梁，也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