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中国的葡萄牙雇佣兵
16---18世纪，欧洲是雇佣兵们建功立业的乐园，从三十年战争到波兰共和国镇压哥刹克起义都有雇佣兵的身影出现。要说参予这一行业经营范围最广的民族，可能就是葡萄牙人了。从美洲殖民地到非洲、亚洲满世界都有葡萄牙人在为金钱打仗。1511年，葡萄牙人来到暹罗，成为最早到达暹罗的欧洲人。他们不仅进入了暹罗国王的军队，成为国王的雇佣兵，而且教授暹罗人使用和制造火器，使暹罗"大跃进"成为亚洲较早使用和制造火器的国家。1538年，暹罗巴拉猜王在位时，雇用120名葡萄牙人组成了自己的私人卫队，并让他们教授暹罗人使用欧洲的火器。1545年，暹罗同缅甸东吁王国进行战争时，这120名葡萄牙雇佣兵参加了战斗。缅甸王国也曾用葡萄牙雇佣兵和世仇暹罗作战，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曾为柬埔寨国王效力，这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宗主国我大明天朝也不例外,理所当然地也利用过葡萄牙雇佣军。
1.第一批葡籍军事技术人员
此刻正值明末，明政府内忧外患，国事日非。1619年以后，明与后金进行了几次大战，屡战屡败,明军士气低落，虽有后金军所没有的佛郎机、鸟铳等火器，但粗制滥造，且施放技术不娴熟，火器战术落后与技术的发展，故在八旗军攻击面前往往败北。
其时在通州练兵的徐光启 (公元1562—1633年 )就力主向澳门葡人购炮御敌。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曾在朝中任过不少重要官职.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他在南京结识了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马窦等人,开始接触西方的科学.其后,成了天主教徒的他非常热心于中西科学的融合,着力引进西方的数学,天文,火器,水利等方面的先进知识.萨尔浒明军几乎全部覆没之际，时任翰林院官员徐光启,一连上了三道奏章,认为要挽救国家危局,只有精选人才,训练新兵,还自愿担任练兵的工作.消极怠工几十年的明神宗不胜其烦，就批准他到通州练兵去了。练兵衙门成立了一个月,徐光启要人没人,要饷没饷,闲得没事干.后来,好容易领到一点军饷,到了通州,检阅了那儿招来的七千多新兵,大多是老弱残兵,能够勉强充数的只有二千人,更说不上精选了。他大失所望，只好请求辞职。
公元1620年,明神宗死去,他的儿子朱常洛即位，就是短命的明光宗了。光宗泰昌元年 (公元 1620年 )，徐光启委托李之藻派门人张焘、孙学诗到广东又辗转到澳门向西商购买了红夷炮四尊，这是明朝四次向澳门买大炮之举的第一次,其资金实际是徐光启个人出的。徐光启极力向朝廷进言：“今时务独有火器为第一义”“可以克敌制胜者 ,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但这四门炮买来后一直迅速广信,大概是徐光启个人资金实在有限,无力北运了.。
朱常洛病死,神宗的孙子朱由校即位,这就是明熹宗.徐光启回到京城,此时后金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天启元年(1621年) 3月，辽东战局急剧恶化，后金军又占领了辽阳、沈阳。徐光启又竭力主张要多造西洋大炮。为此，继续购买西式火器的话题重又提上了议事日程。徐光启使朝廷出面取回滞留于江西广信的四门大炮,并要求朝廷查访擅长铸炮的传教士毕方济、阳玛诺的下落,聘请来京“依其图说 ,酌量制造”,以优厚待遇从澳门及闽广招募技师工匠来京设厂铸炮。他还根据后金作战特点和敌我力量对比 ,提出建“铳城”以佐防御。他们的建议主张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年底,四门大炮运抵北京 ,经过试射 ,威力巨大 ,远远超出明军原有的佛郎机及其它旧式火炮之上。于是这年七月，以张焘和孙学诗为钦差，持兵部檄文往澳门聘请炮师和购买火炮 ,澳门当局为迎合中国皇帝 ,将不久前缴获的 30门英制红夷炮中的一些买给明钦差。二人很快购得了22门红夷炮，打算回京师了。
第2年正月发生的广宁之战中明军又败，明朝丧失山海关外辽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天启三年四月，新购置的二十二门大炮 ,连同被招募来京帮助造炮练兵的二十三名葡籍炮手和一名翻译，终于由张焘解送到京。兵部尚书董汉儒随即奏请派人学习制炮技艺，后来明政府又购买了四门炮。这样到了天启末年,明政府已经先后从澳门引进了30门大炮 ,大大增强了明军的作战能力 ,其中有十一门大炮被调往山海关,防守京城的有十八门 ,还有一门在试炮时炸毁,葡萄牙炮手若翰哥里亚被当场炸死 ,明政府将其安葬于北京郊外,并下令“从优给恤”。
这23名葡籍炮手应该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批正式被中国政府雇佣的西方军事技术人员。
运往山海关的大炮后来又转运至宁远前线 ,随后出任辽东经略的孙承宗还将经过葡萄牙炮师训练的明管炮官彭簪古调至宁远,训练明军炮手。
《明熹宗实录》(卷六八 )云 : (天启六年二月甲戌)“(正月 )二十四、五两日 ,虏众五六万人 ,力攻宁远 ,城中用红夷大炮 ,奋勇焚击 ,前后伤虏数千 ,内有头目数人 ,酋子一人”。此战是后金发动侵明战争以来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彭簪古因此受到嘉奖，红夷炮也从此威名远扬。明廷随之从 1622年开始仿制。如徐光启于崇祯三年 (公元 1630年 )二月至八月间 ,共仿制红夷炮 400余门。此外 ,广东、福建、云南、山西等地都在仿制西洋大炮 ,至 1644年明朝灭亡时 ,已造出各类红夷炮 1000余门。
但是力主购西洋大炮和招募葡萄牙雇佣军的徐光启，却遭到了朝中重臣极力反对和攻击，有人对徐光启的工作大肆攻击，指责他“一味迁腐”，不应“以词臣而出典兵”，选拔兵士是“骚动海内”，练兵的目的“无非骗官盗晌之谋”，“以朝廷数万之金钱，供一己逍遥之儿戏，…….误国欺君其罪大”。从徐光启文集的《辩梳》部分可以看到许多上纲上线的指责，对军事技术什么都不懂的文官们本能的认为堂堂天朝怎么能借用蛮夷的军队打仗呢？特别是兵部尚书崔景荣极力反对徐光启的提议，加上御史邱兆麟弹劾他种种不是，受到排挤的徐光启被迫称疾归乡，回老家上海种田养鸡去了。他一力倡导的购炮雇炮手等事也随之中断，加上试炮炸膛死了人，明官员认为是不吉之兆,“遂断其必有害而无利,立命返澳,毫无挽回余地”,将他们全部遣返澳门。
虽然天启三年徐光启曾经官复原职，后又为礼部右侍郎，但朝廷已为魏忠贤阉党把握，再无人听他说话了。天启五年，他被阉党弹劾，再次落职闲住。
2.短命的中葡混合雇佣军
转眼间崇祯帝即位，黜斥了天启朝权倾一时的魏忠贤阉党。天启七年十一月，起袁崇焕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十二月，起徐光启为詹事府詹事。崇祯元年四月，袁崇焕更升授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徐光启乃于崇祯二年正月又要求练兵，其疏有言：
台乞先与臣精兵五千或三千，一切用人选士、车甲兵仗、大小火器等事，悉依臣言，如法制备，再加训练。择封疆急切之处，惟皇上所使，臣请身居行间，或战或守，必立效以报命。既有成效，然后计算增添……然马步战锋精兵，终不过三万人……此为用寡节费万全必效之计。
四月，徐氏升授礼部左侍郎，但其自请练兵的建议则未受重视。此时的明朝廷急于摆脱辽东军事危机，练兵这种费事费时又费钱的事崇祯帝没有兴趣。他对立刻可以见效的买大炮一事感兴趣，于是崇祯元年七月，两广军门李逢节和王尊德奉旨至澳门购募炮师和大铳。崇祯二年11月后金军又一次入关，皇帝十分着急的追问买炮的下落，以至徐光启把在京的西洋传教士都动员起来上城墙守城，以安帝心。
原来，李逢节和王尊德在澳门所购募的炮师和大铳，早在这年二月就自广州进发了。有都司孙学诗的督护以及耶稣会士陆若汉(Joao Rodrigues, 1561-1633)的伴同，此一队伍包括一名叫贡萨握·德谢拉的澳门葡人 (Goncalvo Teixeira Correa, ?-1632)所率领的三十一名铳师、工匠和傔伴，共携大铁铳七门、大铜铳三门以及鹰嘴铳三十门。这个葡萄牙人是位职业军人，在徐光启《闻风愤激直献疏》中被称作“西洋统领公沙的西劳”。
红夷大炮太重了，以致行程屡屡推迟，到这年十月，才到山东济宁，忽闻后金已破北直隶遵化等城入关了，刚好遇到兵部奉旨前来催促的差官，由于漕河水涸，公沙等乃舍舟从陆，昼夜兼程。十一月二十三日，至涿州，队伍在此遭遇了后金军。比时，州城内外士民已经乱成一团，都打算弃城逃避，公沙的西劳、陆若汉、孙学诗乃会同知州陆燧及乡宦冯铨（原任大学士）等商议，急将运送的大炮入药装弹，推车登城拒守，并在四门点放试演，声似轰雷，后金军在辽东吃过红夷大炮的苦头，闻声因而不敢南下，随后即北退。
二年十二月，崇祯皇帝因后金的反间计，将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在惊惧之极乃率辽兵东返。新授总理关宁兵马的满桂，旋又力战身亡。副总兵申甫和兵部右侍郎刘之纶所率领的新军，也先后败没。在此一极为不利的战局下，公沙所率的铳师和大铳，终于三年正月抵京效命。
明朝政府答应支付领队公沙的西劳每年一百五十两的薪水，每月再加十五两的额外花费，其余之人则年支一百两，每月另给十两的伙食钱，此一条件相当优越，要知道明朝卫所军六品百户官每月俸米才为十石，当时相当于20两银子左右；而一般士兵每月只有相当于4两银子左右的俸米。正月四日，这些西洋大炮被安置在都城各要冲，并在京营内精选将士习西洋点放法，并赐炮名为“神威大将军”。
很快 ,葡萄牙炮手就训练出了二百多名明军炮手。此时 ,关外军情又急 ,徐光启即授意公沙的西劳和陆若汉向明政府表示“奉旨留用，方图报答”“天未远臣 ,愿效愚忠”,主动提出愿意为明朝提供操作火器的军队助战，葡萄牙人的自告奋勇得到了正在焦头烂额的明朝廷赞赏，徐光启又不失时机同时上疏请求留下葡人“教演制造 ,保护神京”,努力促成此事；派人前往澳门招募炮手二百、随从二百 ,自带兵器 ,以作先锋。他认为若能得此协助 ,再加上广东将要运至的一批西式铳炮则“不过数月 ,可以廓清畿甸;不过二年 ,可以恢复全辽。”在徐光启等人的全力保举下,朝廷议准此事并派中书姜云龙随陆若汉赴澳门经办，耶酥会神父陆若汉陪同公沙的西劳一起前往。
必须提一下，此时正是天主教来华后的南京教案时期，西洋传教士是不许入内地和在内地传教的，但陆若汉为购炮事宜来回奔波，还有一名耶酥会日本和中国视察员和他一起来京；其后的澳门葡萄牙雇佣军中也混入有五名传教士------明朝廷对西洋火器的倚重并为解救京师危亡之故，禁教令已名存实亡。
按曾德昭《大中国志》第21章记载，葡萄牙人效率很高的很快招满了400人，其中200士兵，大多是葡人，有的出生在葡萄牙，有的在澳门，还有部分是当地人，也就是说是中国人，只是生在澳门，在葡人当中受教养，据称都是优秀士兵，善于使枪射击。每名士兵有一个青年人随从----这些随从是用明朝皇帝的钱购买来的----由明朝廷付给他们大量的钱，以致士兵穿着华丽，配戴武器，都非常富有。由于当时澳门的总人口不过一万人左右，其中葡萄牙公民仅约一千人，故从此一远征军的人数，即可窥知澳门当局对援明之事的积极态度，他们深盼能藉此一天赐良机与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建立较密切的关系。
从澳门出发的士兵由两名军官率领，一个叫做科德略，另一个叫罗德里格 ,尚有他们的尉官及其他军校。这支雇佣军部队中有很大一部分士兵为中国籍，也有黑人等；各级军官和主要火炮手都是葡萄牙人，算是一支中葡混合的雇佣军。部队应该是和那22门红夷炮一起出发北上的，当他们抵达广州时，很气派地进行检阅，用他们的乐器致敬，使当地中国人十分惊奇。
由明朝地方政府供给他们船只，他们顺利地沿河经过全省，到处都得到地方长官的接见，并都得到供应，如鸡、牛肉、水果、酒、米等等。从葡萄牙人的记载来看，他们是兴高采烈向北京进发的，一路上得到的优待使他们心情很好。
他们穿越江西全省，直达它的省会南昌。《大中国志》的作者传教士曾德昭正住在那里，他带着自己的在当地发展的信徒去参观中葡混合雇佣军队伍，心里一定充满自豪感……当地中国人最想了解的是葡人的服装式样，对他们的开叉穿孔的那种西式燕尾服，中国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要破坏一匹完整和崭新的料子，随意剪开作装饰。但是，这支部队在南昌游览城市后就此解散了,大部分人打道回澳门了。
原来，此举遭到朝中以礼科给事中卢兆龙为代表的反对派的强烈反对 ,卢兆龙连续上疏进行猛烈抨击。他认为“此三百人者 ,以之助顺则不足 ,以之酿乱则有余 ,奈之何费金钱、骚驿递而致之也?”“何事外招远夷 ,贻忧内地 ,使之窥我虚实 ,熟我情形 ,更笑我天朝之无人也?”主张“罢止续取之差 ,以杜内衅。”徐光启随即针对此疏上言，极力分辨红夷（荷兰人）和澳夷（葡萄牙人）的不同，卢兆龙因反驳曰：
堂堂天朝，必待澳夷而后强？……臣自幼习读孔孟之书，改过迁善、省身克己之事，经文备之矣，不识世间有天主一教与所谓唐朝景教者……臣言夷人不可用，非言火炮不可用。
崇祯接受了他的意见，于是正当陆若汉带领澳门雇佣军队伍行至江西南昌时,接到了明政府的命令 ,只准陆若汉等少数人运解器械进京，其余人员一律返回澳门。大明朝第一支西方雇佣军还未能正式上战场就已无疾而终了。
在浪费了大量金钱和时间后，崇祯四年(1631)三月 ,陆若汉等抵京复命。徐光启便将陆若汉等人安排到山东登州,协助自己的学生登莱巡抚孙元化造炮练兵,其时公沙的西劳等葡人已在此。六月 ,又有一批葡人炮手和工匠护送大炮来此 ,这使得登州成为当时中国引进西洋火器技术的中心。葡萄牙雇佣军虽然昙花一显，引进西洋火器技术的事业倒是很有希望了。徐光启在此次葡军遭遣返之后，或心灰意冷，即不再积极过问兵事，惟其门生孙元化则渐成为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
三．忠于职守的葡萄牙炮队
鉴于明末军事作战方式变革的历史趋势 ,眼光比较敏锐的徐光启等人想组建一支用西洋火器装备为主的火器营 ,以提高明军的战斗力。因为登莱与辽东的后金军仅一海之隔 ,时有战事
发生 ,是红夷大炮实验其效能的一个理想基地。这个时候 ,精通炮术的监军王征 ,登莱副总兵张焘和葡人公沙的西老等云集在此。孙元化等人便设法利用这些条件 ,在登莱编练火车营。这实质是想用红夷大炮装备和训练士兵 ,使其成为明军火器中最精良的部队的计划。孙元化对西方火器十分熟谙 ,以为“中国之铳惟恐不近，西洋之铳惟恐不远 ,故必用西洋之法。”西方传来的“胜器胜技”可以前驱无敌,并有火器专著《西法神机》传世 ,最早系统介绍了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
在孙部效力的葡萄牙炮手前期有13人，后来增加到40余人，他们成立了一支模范炮队，作为明军孙元化部炮兵的示范部队。这批葡籍雇佣军拿着比周围明军官兵高几十倍的工资，确实干活也很有职业精神，教授明军炮手各种技术也十分认真，工作干得很不错。
葡萄牙雇佣兵到达登莱仅1个月后，就直接参与了战事。崇祯四年(1631年)五月 ,孙元化部属张焘和葡萄牙统领公沙的西劳等 ,使用西洋火器 ,在皮岛战役中大败后金。张焘对这次战役的记述 ,颇为生动：“十七日职(张焘)令西人统领公沙的西劳等 ,用辽船架西洋神炮 ,冲击正面 ,令各官兵尽以三眼鸟枪、骑架三板唬船 ,四面攻打。而西人以西炮打筑墙 ,计用神器十九次 ,约打死贼六七百·……神炮诸发 ,虏阵披靡 ,死伤甚众……此海外一大捷”。(明朝兵部档案)
此次运用西式火器的海陆攻战“战舰蔽海 ,连日进战 ,炮烟四塞 ,声震天地”。战斗中能熟练操纵西洋大炮的，主要就是先期到达的13名葡萄牙炮手。《火攻挈要》亦载“崇祯四年，某中丞令西洋十三人，救援皮岛 ,歼敌万余，是其(指西洋大铳)猛烈无敌，著奇捷之效者此也”。文中某中丞即指张焘。
此战是皇太极直接指挥后金兵第一次攻打皮岛,借道朝鲜由皮岛北面渡海.因朝鲜方面不愿借船,后金兵只好自己搜罗了一些船渡海出击,开局不顺利,战役过程也十分狼狈---后金兵还没能登上皮岛,就在周边小岛遭到重大打击,伤亡惨重----他们根本不会水战，而明军有百余战船和西洋大炮参战，其结果不难想象。当时朝鲜人曾记录下后金兵“扶伤盈路，不可胜记；柞卤俱漂，草木浑腥”的惨状。双方激战十余日，后金兵也打得十分顽强，“犹溃而复合，合而复溃，如是者再四”，可是血肉之躯终究不是猛烈炮火的敌手，战斗意志再强也敌不过炮火，加上海上用船之不便，后金兵被迫放弃进攻，“畏缩奔于八十里之外，不敢复近海岸。”六月二十八日，后金兵自朝鲜撤兵，七月二日回了沈阳。下次攻打皮岛，要到后金—清军也有了西洋大炮后的崇祯十年(1637年)，皮岛明军经历多次内乱后已成孤军，军心涣散，最终皮岛陷落，明军在辽东沿海的防线土崩瓦解，不复存在。
皮岛内乱即原毛文龙部将几次反明投清兵变，实际上是袁崇焕杀毛文龙之事的后遗症，同样的乱事还有孔有德等人的吴桥兵变事件----正是这次兵变断送了徐光启、孙元化等人利用葡萄牙雇佣军训练建设“现代化”军队的理想计划。
第一次皮岛战役后两个月，1631年8月初，皇太极率大军进围关外要地大凌河，孙元化派孔有德、耿仲明部率军增援。孔、耿二人原为毛文龙部将，毛死后投奔了孙元化为参将,皆是辽人,曾临大敌,多谋敢战。
当时明兵部急檄调登州兵赴授，孙元化先是令孔有德等率三千军从海上援救，结果遭遇飓风，孔有德几乎丧命。渡海不成，孙元化又拼命催促九死一生的孔有德从陆上取道山海关。孔有德很不满。行至吴桥(今河北吴桥县东)，遇大雨雪，军中乏食，引起众怒，一声呼喊，叛变反明。兵变原由在于孔有德部的骄悍无法，也由于长期以来毛文龙被杀事件的积恨。叛军配备红夷大炮 20余位 ,大将军炮 300余位 ,炮弹 6斤至 10余斤不等 ,炮兵都刚刚接受过葡籍炮手的操炮瞄放训练 ,大炮“一发五、六里”,“对城攻打,准如设的”,令“城垛尽倾,守垛者无处站立”。随后,叛剿双方在登莱一带交战18个月,双方各倚红夷大炮为攻守,出现了“百炮齐射,炮矢如雨”的局面，这恐怕是当时整个东亚技术最高的战斗了。
崇祯五年正月叛军攻打登州 ,是时，耿仲明正在城内关禁闭----其弟参与皮岛兵变被杀，他受牵连正在被崇祯皇帝查处，并为此愤愤不平。正赶上孔有德等反明攻登州，于是，他在城内秘密邀集辽东诸将为内应，天黑以后，接应孔有德叛军攻进城里，此时巡抚孙元化除自己亲兵外已无法指挥任何部队了，城里一片混战景象。此刻的葡萄牙炮队本着雇佣军的职业精神，固守炮位和叛军作战，在周围的明政府军纷纷逃亡和叛变的情况下，葡萄牙人的战旗一直飘扬在战火中，他们的叛军学生猛烈的向他们开火，雇佣军们忠于职守地战斗到了最后。葡萄牙人共有12人在城陷时战死，炮队统领公沙的西劳也战死了，另有15人重伤被俘，总算曾经受教与他们的叛军感念师徒之情，活下来的葡萄牙人在传教士陆若汉带领下离开了登州返回澳门。陆若汉也在这一晚受了伤，后来就因伤死在了广州。
登莱巡抚孙元化和张焘、王征等当晚也被俘。孔有德感激孙元化收留过他，为报恩就将其释放了。按当时人的习惯做法，朝廷封疆大吏出了如此大事，大约只有以自杀谢罪才算完美结局，可孙元化是天主教徒，宗教使他不能选择自杀-----崇祯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孙元化、张焘和王征等逃亡到天津,朝野指责其无能,孙、张二人被朱由检毫不留情就地处以大辟,死前有传教士汤若望乔装改扮入狱作了天主教临终仪式；另王征则被遣戍。
对于爱徒爱将悲惨的结局,徐光启感到非常伤痛,却又无能为力。年已古稀的他其政治热情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忧愤满怀,转而潜心于《大统历》的修订工作。崇祯六年(1633)十月初七日(吴桥兵变的第二年)，引进西洋火器技术最主要的倡导者和实施者徐光启在北京的简陋斗室里与世长辞，他组建西洋火器营的理想最终成了泡影。
1633年4月孔、耿二将率残部男女13000多人(含士兵3600余名)携十数门红夷大炮和众多火器手投降后金。此时因徐光启病故，明廷内造炮人才枯竭,正在进行中的明末引进西洋火器技术事业受到沉重打击，明朝政府的引进学习呈现出停滞状态，本已得到改善的明军处境又开始恶化。叛军投降后金后 ,后金军不但火力明显增强 ,而且还能直接仿制红夷大炮,形势对明军日益不利。
死难葡萄牙人的结局还算不错，战死的统领公沙的西劳经兵部尚书熊明遇疏请追赠为参将，副统领鲁未略赠游击，铳师拂朗亚兰达赠守备，傔伴方斯谷、额弘略等则各赠把总职衔，每名并给其家属赏银十两。其余诸人则各给行粮十两，然后都被遣送回澳门。
四．桂林城下的葡萄牙士兵
大明朝如同一座土山，山上被漫天风雨冲去一堆堆土块，山下被大水一片片卷走基础，到1644年最终崩溃了。其后的南明时期，恐怕是历代以来最令人绝望的时期；众多饱读诗书的文士和手握兵权的武将投降了,众多朱明后裔争着做风雨飘摇小朝廷的皇帝过把瘾;小朝廷内讧不断,人人热心争权夺利,置大敌当前于不顾-----文官与武将间互相轻视、互相争夺权利与兵权,文官间有“阉党”与“清流”、“吴党”与“楚党”之争，武将们有原明军和义军、原大西反贼、原大顺反贼间的地盘粮饷军权争夺，常常敌人杀到门外了仍要坚持不懈打内战；就是皇帝周围仍有内外朝之争----文官和太监互相争夺影响皇帝的权力……南明之所以能支撑这么久，全拜清朝实力不济兵力不足所赐！
在南京、福州建立的南明短命王朝弘光政权、隆武政权，维持不足两年，相继覆没。1646年12月，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被拥立为帝，建立了永历政权。然而，此刻的永历政权没有稳固的辖区，没有可提供人力物力的完备政权机构，政权组织十分松散；在军事上，永历小朝廷的内部和驻守广州的隆武帝残余势力---“绍武帝”的小朝廷在打内战，而外部强大的清兵正从北面、东面向广东挺进，形势十分绝望，人心涣散。
永历政权的主要扶持者多为天主教徒，或有天主教背景，如庞天寿、瞿式稆、焦琏、丁魁楚等，他们与西方传教士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那危难之时，位高权重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庞天寿向永历帝极力推荐西方传教士毕方济，欲藉其与澳门的良好关系，向澳门寻求军事援助。
毕方济，意大利人，1603年加人耶稣会。1610年到达澳门。后来进人内地传教。毕方济学贯中西，也深通中国学术乃至人情世故。在华传教过程中，很注意与士大夫结交朋友，其中著名者有徐光启、冒辟疆、郑芝龙等，甚至与朱明皇家成员关系亦相当好。为帮助朱明王朝抗击清军，毕氏先后作为崇祯、弘光、隆武的特使，三赴澳门，以争取澳门当局的军援。
为拯救濒朴覆没的朱明王朝，永历帝相当器重毕方济，“仍以隆武帝所付之特权授之，并授以国中最大四种官职之一”（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647年1月派遣他出访澳门，借兵购械。
这时的澳门葡人仍是明朝的支持者，澳门当局对永历政权的这次请求，十分重视。按澳门基金会版《澳门编年史》（施白蒂.澳门1995）记载，这次雇佣军组建工作又是高效完成了，很快便征募到士兵300名，大炮数门，火枪一批，并派尼古拉·费雷拉(Nicolau Ferreira ,1582～1649年)为统帅，以耶稣会士瞿纱微为随军司铎。这批澳门援军于永历元年(1647年)初即抵达桂林，被安排在焦琏的部下。
这位随军神甫瞿纱微值得一提，他又叫瞿安德，德国籍耶稣会士。就是他把永历小朝廷上下几乎都变成了天主教徒-----当然他得到皇室如此信任，和澳门葡籍雇佣军的战功也是有关的。
顺治三年农历十二月中旬（1647年1月）,正当“永历”和“绍武”两个小朝廷在广州周围忙于自相残杀时，佟养甲、李成栋部清军突袭广州，一举端了绍武小朝廷的老窝，绍武帝和聚集在广州的很多朱明皇族一齐被杀。永历帝闻讯大惊，一月下旬，永历小朝廷慌忙放弃肇庆仓皇出逃，开始永历朝不断逃跑的历史。一行人抵达梧州后，不久又从梧州逃到桂林。
广州占领之后，佟养甲仅率领数百人留守。李成栋继续出击，轻易夺取了粤西各据点的战略枢纽肇庆，再从肇庆分兵三路全面出击，其中一路沿西江而上，追赶永历帝一行，永历元年（顺治四年）二月占梧州，还派军向西北逼近桂林,永历小朝廷照例一逃了之，去了全州，只有瞿式耜等人坚持要守桂林。三月十一日，一小支清军突袭桂林，前锋数百人突然冲入城中，幸亏明军焦琏部前一天赶到了桂林，葡萄牙雇佣军也已到达，在街头城墙上用西洋火器击退了这一小批清军。
五月二十五日，尚可喜部清军由湖南再次强攻桂林，瞿式耜指挥焦琏、白贵等将领分守各城门，并在城头用司礼监太监庞天寿主持铸造的西洋大炮轰击来犯清军，清军骑兵冲锋时遭遇西洋火器猛烈射击，应该就是葡萄牙雇佣军所为。明军出城迎战，再次击败清军骑兵冲击。
计六奇《明季南略》记载:
“五月二十五日，大清兵侦兵变，积雨城坏，环攻桂城，吏士皆无人色。涟负创，奋臂呼，督师抚按，分门婴守，用西洋铳击中马骑。寻出城战，奋勇击杀，自辰抵午，不及餐。式耜括署米蒸饭，分哺之，士卒俱乐用命。明日，复出战，大清兵旋去。”
关于此战各种史料记载不详，但西洋火器发挥了重要作用应是确凿事实；而此时的南明军队中唯一善用西洋火器的军队就只有澳门来的葡萄牙雇佣军了，按王夫之在《永历实录》云:“天寿事天主教，拜西洋人瞿纱微为师。勇卫军旗帜皆用西番书为符识，类儿戏。”说明葡萄牙人确已随明军作战，且有自己的旗帜。但援军的具体作用如何，中文史料仅此而已，无更多文献说明。
第2天明军又出战，明军隔河炮击清军，步兵正面对撼清骑兵----这一次使清军丢盔弃甲而退，桂林城转危为安。清骑兵在葡萄牙人欧式步兵阵面前毫无作为-----葡萄牙步兵此时应该采用的还是改良后的摩里斯横队阵形（16世纪末，荷兰的摩里斯改革步兵战斗队形，战阵规模由西班牙方阵的3000人左右减为600～800人，长矛兵由原来纵深60列减为10列，正面为25～50人，火绳枪兵也排成纵深10列队形，置长矛兵横队两翼，整个战斗队形成为一字横队，而不再是原来的方阵式队形，这便是所谓的摩里斯横队）,况且攻打桂林的是清军一支偏师,人数不会太多,在遭受伤亡后只好后退.
王夫之的《永历实录》对永历朝信奉天主教十分不以为然，基本没记录朝廷内部信仰天主教的情况，可能因此就对葡萄牙军人的作用完全忽略了。此战守住了桂林，使广西大部地区免于失陷，一时间稳定了永历政权的局面，还使明军从丢失广东的打击中缓了口气，使后来的反攻广州、使李成栋反清复明有了可能。
此战葡萄牙雇佣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随军神甫瞿纱微其后得到了永历朝廷的信任，成了永历皇家御用神父。他在1648年一口气把小朝廷里上至太后下至太监宫女的大部分人变成了教徒，比如永历帝父之次妃马皇太后,教名玛利亚(Maria);正宫皇后王氏 ,教名安娜(Ana);皇子慈恒 ,教名康斯坦丁(Constantinus),简称当定等等。除了永历皇帝朱由榔因为不愿放弃三宫六院的幸福生活，而没有被瞿纱微施洗。1648年(永历二年)，久病的太子在受洗后恰好病愈，王太后还派庞天寿前往澳门，请求耶稣会的司铎们举行弥撒大祭。10月17日，庞天寿入澳，各炮台鸣炮致敬，修道士们列队出迎。10月31日，圣保罗教堂为南明王室隆重地举行弥撒，弥撒结束，澳门总督又设宴款待使者，还赠送火枪100支作为给桂王政府的礼物。桂王政府也因之答应永远豁免每年500两的地租银，并豁免澳葡数年的船舶饷税。
关于这支葡萄牙雇佣军的结局，无论中外史料都没有什么明确的记录。我们只知道这支打着西方战旗的部队隶属总兵官焦琏，并受大太监庞天寿节制。焦琏是永历朝军队的柱石，虽没打过多少胜仗，但忠心耿耿身先士卒，多次挽救危机。永历五年九月，清朝大军压境，广西悍将陈邦傅叛变，诱杀大将焦琏，并以浔州降清，焦琏部明军覆灭消失了。永历帝立刻由南宁出逃（三个月后南宁才被占领），沿着广西偏远的各土司辖地一路狼狈窜逃，一直到贵州的安隆所才停下来。长达五个月的流亡过程中，原出发时约三万余人的队伍，因逃亡、病故等因素，仅不到三千人到达安龙。据耶稣会的档案，传教士瞿纱微当时乃随从永历帝西奔，因其所乘之舟较慢，而于1652年1月4日（永历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为清兵追及，当场被杀。庞天寿在随永历帝逃亡到云南后就不知所终了，有人说是被孙可望所杀了。
所有和葡萄牙雇佣军有关的明朝人物都死了，这支部队也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明末引进西洋火器技术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澳门的葡萄牙人作用非常重要：葡萄牙人为明末引进西洋火器提供了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条件,并以其“恭顺”与合作的良好态度为引进提供了充分的政治保障;当然,葡人这样做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贸易利益；在支援南明的同时，葡萄牙人时刻准备和清朝妥协-----事实上在永历三年（1650年）12月,澳门就正式向清朝投降了。很可能在这时，残余的葡萄牙雇佣军就被招回了。
其实在当时,单靠引进和仿制几门大炮和雇佣一些外籍军人，是根本不可能挽救明朝的最终覆灭的。
主要参考文献:
《明史》、《明实录》、曾德昭《大中国志》、《澳门编年史》、《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明季南略》、王夫之《永历实录》、《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
作者：老伊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