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镇的形成
明朝初年，陕北延续了元朝重心靠南的治理格局。北伐大军取得陕西北部后，在洪武二年（1369）设延安卫，年底设置绥德卫。榆林地区此时只是榆林庄，同附近府谷等寨共同拱卫延绥。这时候，榆林处于安定的氛围之中，加上地广人稀的条件，河东岸的山西人自发迁徙到这里生活。
但历史的大势总是不遂人愿。随着明朝从阴山一带南撤，小股蒙古部落经常南下骚扰。伴随着军事压力的增大，边防军事工程的修建也提上日程。宣德五年（1430），河套南缘最早修筑的城堡——灰沟堡、皇甫川堡、楼子寨堡已经建成。在正统时期，由西向东依次设立定边营、旧安边营、宁塞营、靖边营。营的规格比堡要高，体现在城池规模（周长四里左右）与驻防主官上。这期间，镇守都督王祯修筑榆林城，建沿边城堡24个，每年调延安、绥德、庆阳卫军来防守，榆林的地位有了初步提高。随着蒙古部落大举进入河套，榆林地带开始了更大规模的边防工程建设。成化六年（1470），榆林城再次扩建，朝廷设置榆林卫。
陕西省榆林市古城城墙镇远门。明初，陕北延续元朝重心靠南的治理格局，在延安设绥德卫，但随着军事压力增大，又在延安以北的榆林设榆林卫，修筑城堡并逐渐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延绥镇治也移至榆林。
成化七年，延绥巡抚余子俊经过沿边实地调研，发现：
“三边惟延、庆地平易，利驰突。寇屡入犯，获边人为导，径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顾居内，我反屯外。”
形势非常严峻。他提出对策，要在沿边筑墙置堡，做到“绵引相接，以成边墙”。这一建议被朝廷以陕西民生凋敝为由拒绝。余子俊再次上奏，将修建边墙的意义再三强调，说这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工程，只需要动员5万民众即可完成。这一次的建议被朝廷以边境土地平坦、浮沙多、工程难度大为由拒绝。成化八年，余子俊再次上奏朝廷，这次获得兵部支持，兵部的意见为“众议既协，宜令及时修筑兴举”。
余子俊在这一年多里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朝廷批准边墙工程后，他花费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修筑东起清水营（今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西北），西至定边营延至花马池（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西），全长1700余里的长城。同时，在沿线增设大城堡11个、墩台15座、小墩78座、崖寨工事890个，并且在榆林城北面建成橐驼城。
明长城“五里墩”墩台，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明成化七年，延绥巡抚余子俊经过沿边实地调研，提出沿边筑墙置堡，做到“绵引相接，以成边墙”。该 墩台就建在明长城沿线，处于高地，起到瞭望哨和报警作用
这项工程有两个结果，一是榆林城成为整个防御体系的节点；二是榆林段长城成为九边的标准，后来各边边墙体系就参照的榆林镇。考虑到由于绥德位置靠南，边境有警往往应援不及，而榆林成为防御体系节点，使延绥镇治徙至榆林顺理成章。成化九年，余子俊将延绥镇治移至榆林，后来也就有了榆林镇的说法，陕西北部的重心到了榆林。在后来的多年里，这里一直是北部边疆冲突最激烈的地方，因此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将领，故有“榆林出将”的说法。
在沿边工程修筑的同时，道路体系也在完善，主要有两部分：一是长城边堡之间的干道完成，方便沿边军需物资的发放和兵力调度，史载“运粮者循边墙而行，骡驮车运，昼夜不绝”；二是榆林卫到西安府的驿路，共18站，通过这条线路，关中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运输到边疆。从榆林到西安跨区域的道路修建，很难是地方政府的主动行为，至少是为了重大军事行动或者出于沿边安全考虑的中枢决策。
旷日持久的争论
随着蒙古部落大举进入河套地区，宁夏、延绥数千里边防线四处告警，冲突此起彼伏，给边防造成很大压力。沿边的文武官员处在高度紧张状态，真真假假的战报与四处起火的军情，足够让坚强的人崩溃。后方民众也是常闻警报。这样的日子谁也无法持续下去。这时候从上到下应该都在这么讨论：
问：能不能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
答：或许能。
问：那怎么做？
答：大兵出塞，犁庭扫穴。
问：那什么时候出？
答：应该问能不能出。
明长城龙洲堡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境内。榆林因地处陕西内蒙古交汇的前沿，因此曾建有大量长城寨堡
如果说修筑边墙是在中央批准后，地方协调动员人力、物力完成就行。那大兵出塞就复杂多了，需要兵部从甘肃、宁夏、宣府、大同、陕西腹地调兵；户部从中央银库、各地仓储调运物资；工部需要制造数以万计的武器和甲胄；沿边军镇既要配合调兵，也要守土有责，进入战备状态；附近省份陕西、山西要动员民众运输；决策层需要认认真真选将定帅；至于选择出兵时机、战败后果等都考虑进去，那工程就更复杂了。
在这一过程中，意见分歧非常大是很正常的，问题就又回到能不能出兵？风险偏好、任职经历、业务压力的不同，让不同官员在对待河套的问题上，有近乎截然相反的观点。
对于兵部负责人与前线武将而言，守静制动，等着敌人上门，边关迟早会出事，出了事他们就是责任人，轻则撤职（兵部）、重则斩首（边将），而主动出击收复河套建立功勋，却可以加官晋爵。同时，武将对军事业务的熟悉，也使得他们并没有那么恐惧战争，再者，战斗总会增加武将的权限和财富。对于户部和文官出身的巡抚而言，他们更喜欢保境安民，大规模战争意味着中央财政的巨额支出和数省的转运，代价非常大。户部负责人需要协调地方多部门，工作压力会成倍增长，战败也会承担责任，毕竟后勤不足永远不是理由。这样的争论双方都有充足的论点和坚定的立场支撑，注定是不可能得出结论。
而蒙古部落南下规模扩大又让这一争论扩大。客观而言，这一时期蒙古兵的装备与战斗力是不如明边军的。因为明朝严格的封锁政策，草原上缺乏铁器和布匹，不要说做不到甲胄鲜明，就是衣不蔽体也很常见。正因如此，双方就进入一个死循环，你越封锁我，我越抢你，越抢，我组织规模越大，战术越灵活。到了成化时期，河套地区蒙古部落万骑南下已属正常，战术上经常“殿数百以羁全营，纷千万以震零堡”，用小股部队牵制明军主力，主力部队不惜代价“蚁附攻城”，能攻下一个城池，断明军一指，则足够让全边震动，让明朝开始怀疑整个防御体系的可行性；加上强大的机动力，每个蒙古骑兵都有三匹以上的马；在行进中，小股精锐（着甲胄）入边后布防在重要地点，而大队则分散劫掠或与明军对峙，在关键时刻，小股精锐作为奇兵出现，“以正合、以奇胜”的战术运用得炉火纯青。
正是蒙古部落战力的全面升级，让明边军战则胜负看天，不战则四处被动。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成化二年（1466）大学士李贤力排众议，提出大举出塞的方案，我们姑且称之为“李贤方案”。
李贤首先指出：敌方能得利，主要是我方兵威不振；以前只有千人劫掠，没有造成危害，现在翁牛特部毛里孩加入，敌军规模变大，影响非常恶劣；长期下去，边民不得安堵。
作为大学士，李贤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思考问题，朝廷兵威、边民安枕，都是事关朝廷权威的大事。随后他也提出方案：令兵部同户部等部门预先在山西边墙附近储备粮草；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大同、宣府等地方选练精锐步骑兵，准备武器装备，并预先制造战车等；总制官要预先筹划作战方案。作战时间定在今年秋天或明年春天。战役目标是“尽绝”。这与其说是方案，不如说是动员令。
一般而言，这样规模浩大的调动，会有很大的阻力。不过作为皇帝的老师、朝廷日常事务的首席，李贤的意见很快就被成化皇帝采纳。接下来就是各方面着手准备“大举搜套”。
经过讨论，由杨信领兵征剿。杨信出身军人世家，父亲是镇朔大将军杨洪，他自己也战功赫赫，尤其擅长带部队、得士心。史载他：
“临阵不惧，虽左右死伤而神色自若。尤能教养士卒，激劝有方，明于知人，而用其所长，故能得其死力。”
而方案中提到的各边镇，镇、巡诸官也按要求准备，按期进发。
明长城波罗堡遗迹，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波罗堡是榆林镇重要关堡，地处毛乌素沙漠南麓，与鄂尔多斯草原相接，约修建于明正统年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毛里孩主动出击，打乱了明军的既定计划。当时京营的万骑、大同的5000步骑兵、宣府宁夏的5000骑兵，调往延绥进行防御作战。此战中，明军基本被牵着鼻子走。毛里孩随即转向宁夏，疲弊的明军在作战中失利，沿边军民损失惨重。
此次不利与成化三年（1467）沿边形势的相对缓和，使得出塞大剿的议论相对平息。成化四年虽有人重提“李贤方案”，来个斩草除根，但被廷臣否定：
“毛里孩自前岁朝贡后，不复犯边。今无故兴数万之师，远涉沙漠，前有胜负未必之形，后有首尾难救之患，殊非万全之计。”
红盐池之战
在蒙古诸部再次频繁南下之后，“搜套”声音也在加大。朝廷先期派吏部右侍郎叶盛赴陕西、延绥、宁夏与地方大员讨论边防。成化七年（1471），新任兵部尚书白圭再次提议“大举搜套”，指出边患没有止息，必须于明年二月大举搜剿，争取一劳永逸。现在需要调五万军夫运粮，储备半年所需；从各地集结精兵十万，文武重臣各一员坐镇：
“总兵二员充副、参将官，每兵一万，坐营、统领者各一人，所须出战驮马、鹿角、战车、军器之类，俱宜预备，期以十二月启行。”
白圭的方案和李贤差不多，集结大兵，犁庭扫穴。估计白圭的计划是为了应对舆论压力，毕竟到了成化八年（1472）四月，武靖侯赵辅才被任命为总兵官，王越总督军务。赵辅到榆林时，鞑靼已经深入并大行抢掠。赵辅寸功未立，要求增兵，被言官弹劾。各方面筹备不力与蒙古部落持续深入，让明朝内部矛盾加大，赵辅以养病为名回去京师。扫荡河套的方案看着荡气回肠，执行起来却漏洞百出。总制三边军务的王越应该有新的方法解决问题，比如自己主动成为一个任事者。
成化九年（1473）三月，河套地区的蒙古各部倾巢而出向安定、秦州一带行进。王越要求当地做好坚壁清野与迎敌的准备。这是王越职权范围内的常规操作，每一位在这个位置上的人都会下这样的令。如何出彩，或者说如何堵住悠悠之口才是关键。
压力之下，总会有解决办法，也会增加人承担风险的决心。蒙古主力既然西行，后方自然空虚，这时候如果奔袭敌方的后方，是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后果。
王越一方面分兵给余子俊，令其协防宁夏，一方面调度延绥总兵许宁、宣府游击周玉所部的精锐骑兵，共计4600人，每人携马数匹。
九月二十五日晚，全军从榆林红山儿墩出塞，昼夜兼行180里，在白碱探扎营，并派12名探子三路侦察敌情。第二日，行军150里。此时探子来报，50里外的红盐池附近有蒙古军老营。
在获得确切情报后，王越将部队分为两哨，分别由许宁和周玉率领，向红盐池正面推进；另外一支1000人的骑兵，以地形为掩护，迂回行进。
在距离20里左右的时候，明军被蒙古军发现。蒙古军相对仓促一些，倒不是因为距离太近，主要是塞外见到明军机会太少。所以蒙古军选择了正面应战，双方在红盐池附近展开激战。
“以正合，以奇胜”，在战事正激烈的时刻，一支生力军从后方杀入蒙古军队伍，战场形势迅速一边倒，蒙古军士气很快瓦解，四散而逃。明军在此战中获得首级355颗，破坏蒙古军大量物资，属于奇捷。
战事并没有结束，在击溃蒙古军老营后，王越并没有原路返回，反而再次采取“以正合，以奇胜”的战术，全军西进，在宽大正面的依托下，王越从后方发起攻击，围堵从边境撤退的蒙古主力。十月十一日，明军在红城儿击败对方。十三日，明军又在三岔一带击败敌方。
明长城敌楼，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境内。府谷县位于陕西省北端，秦晋蒙三省区交汇的黄河“金三角”地带
以机动对待机动，掌握战场主动性，以奇兵制胜。这样的战术有一定的风险，对将领要求很高。明军在土木之变后很少用这样的战术，后来北方诸将有此能力的当数李成梁；李如松出塞作战也很成功，不过在一次出塞中伏阵亡。
此战后，余子俊抓住机会修好边墙；朝廷设三边总制，王越成为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四镇的负责人，整个帝国的西北防务都交给了王越。从此三边四镇协同调度，互为犄角。但谋国未必能谋身，战后不久王越就被弹劾“滥杀无辜”而免职。
7年后，王越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复制了一遍。成化十六年（1480）二月下旬，天气寒冷，是蒙古部落最脆弱的时刻，提督军务王越与监军汪直指挥21000人出塞，经过5天行军到达威宁海（今内蒙古自治区正黄旗察哈尔南），达成战役的突然性，明军乘其不备掩杀过去，生擒171人，斩首473级，获马1085匹，重创满都鲁屯所部。战后，王越也因军功走上人生巅峰，封威宁伯，岁禄1200石。
后来明朝边镇与蒙古相互冲突作战，明王朝不再调集大兵劳民伤财作战，边镇一般就是做两件事：一是修墙筑堡，并把边地老百姓组织起来，随时可以坚壁清野，边镇渐渐变成了一个军事化的社会；二是以小股精锐出塞，将出塞降低到地方行为，边将带人进行烧荒、捣巢。巡抚是不出去的，随着武官地位的下降，边将能带的兵也逐步下降，因此双方的战斗很长时间都在治安战的水平徘徊，谁也无法吃掉谁，持续的战争受苦的总是边民，边民只能渐渐适应高压的生活状态。
镇北台的故事
有人说“如果把万里长城看作是一条长长的巨龙仰卧在中华大地上，东有龙头山海关，西有龙尾嘉峪关，那么地处中央的镇北台就是龙体之上一块最坚硬的脊梁骨”。看到这种描述，会不自觉地想到战马嘶鸣、黑云压城，跟和平与贸易的守望者形象显得格格不入。
今天我们去榆林，登镇北台远望，东南方向是良田密布，水渠纵横，杨柳成行，历尽沧桑的榆林古城、波光粼粼的榆溪河水、楼宇林立的现代化新城；西北方向是塞外风光，极目天涯，云天浩渺，大漠苍茫，无数山峁和沙丘环抱着绿洲，秦长城烽火台遗迹和起起伏伏的黄土丘陵历历在目。明人唐龙站在榆林城北的红石峡留下这样的诗篇：
“鼓角山原振，旌旗日月明。屯兵红石峡，斩将到神京”
这样的景致，会自觉地想到烽火狼烟、刀剑火拼的历史画面。
其实当俯视台下的时候，会看到见证16世纪汉蒙文化经贸交流互惠的易马城、款贡城遗址。好像在诉说着曾经的繁华，蒙汉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故事，不同的语言，共同的向往。
它是一座要塞，但确实没经历什么风霜。
镇北台
镇北台位于榆林市北约5千米的红山之上，有“万里长城第一台之称”，修建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当时的巡抚涂宗浚为确保蒙汉互市的红山市安全，建设了这座明长城最大的军事瞭望台。《明实录》记载：
“陕西总督徐三畏议筑红山市口镇北台城，从之。修旧垒也”
“延镇红山市口去镇城止十里，奉旨于原城之内创筑高台，以便瞭望，以备防御。及时成功，工程坚固。”
在红山市口建镇北台，红山市口就是红山市，也就是款贡城。红山市属于朝廷掌握的互市口岸，在《大明会典》记载的延绥镇市口即为红山市堡。按照各边的惯例和属地管理责任，一般都会在互市场所外，修筑较大的台堡或者瞭望台，用来监管交易与观察敌情。镇北台就是红山市外的看守者。
镇北台主体建筑呈正方形，总高度为28.5米，大约有十层楼高。第一层台基座，北面长82米，南面长76米，东西各长64米，周长320米，进深12米，城墙上设垛口，东墙南侧有城门；第二层高16.6米，周长130米，进深5米。从南台墙的券洞中可以上三层，券洞横额有石刻“向明”；第三层高4.1米，周长88米，进深3米。台东外砌石可登四层；第四层高4.4米，周长35.4米，顶层台面面积为255平方米。
台东北连接款贡城，是蒙汉官员进行交流、举行纳贡仪式的场所；台西南800米有易马城，是最初双方马市交易和清代民间贸易的地方。
红山市在隆庆和议后，官市与民市一块进行，各方买卖甚多。延绥巡抚郜光先说：
“此番事起仓促，官司买办不全，商贩一时难集。如大家止许市马一二匹，余小家或每家一匹，不许贪多拥挤。货物不足，徒费往返，以后坚守明誓，市厂严肃，每年三月许开市一次。预期广召商贩，多置货物，大行开市。”
“延、宁二镇仓库空乏，既无官银可权商本，又无大商可与交易。若互市一行，部落云集，其势有不得不取给于官者。”
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延绥巡抚在互市上准备不足，招商贩、准备货物不足；对市场了解缺乏，有很强的行政管制思维，每家只可以买多少马，要如何维持市场秩序。这也正常，长年接受儒家教育的士大夫有点不接地气。同时，这份文件也反映出各方的贸易愿望很强。按《延绥镇志》记载，隆庆五年到万历时期，延绥官方经常采购马匹，一般在2000匹以内。至于民市，参照其他边镇情况，延绥镇大体也不会少了。
镇北台
镇北台所在的土地见证了成千上万的战马经过，“风来带酒香，当年将士同欢饮；雨后添泉韵，入话沙场是凯歌”；镇北台则见证了成千上万的市马经过，“安南曾赖长城万里，镇北应夸塞上一台”，大量的草原马匹进入陕西的军队、各地的驿站；中原的货物也到了草原，蒙古部落百姓做饭有了铁锅，穿衣有了布料，在肉食之外有了粮食。虽然“边健儿素贫苦”，但从郑晓笔下的“镇城四望，白苇黄沙，地无产谷，商无通货”到有更生之望，天壤之别。
历史的晚风
塞外的和平无法阻止内部的危机，军事化社会的延绥，严重依赖朝廷的转移支付。可以说，转移支付是延绥边镇繁荣的底层逻辑。有了军饷，就有了消费，就有了百业兴旺，数十万人一直以此为生。
辽东战争开始后，很多延绥子弟奔赴辽东作战，战局的不利让很多人将热血流在辽东，也让许多人逃离军营，就地落草，如“杜松、王宣、赵梦麟部下之卒相率西逃走……而走山西以至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而朝廷注意力的东北转向，辽饷纳入各级官员的考核后，优先供给辽饷之下，非考核的各边京例银就难以按时到位。这种情形下，经制兵的日子还勉强过得下去，围绕在周围的普通人日子就过不下去了，而他们的组织度和技能相对腹地而言，属于降维打击。
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大起义从这里产生，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李定国都来自这里，张献忠当过捕快、李自成做过驿卒，从延绥开始纵横海内。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统兵回到榆林，路过米脂，衣锦还乡。
榆林城将门子弟众多，常年的作战，与农民军有血海深仇，卸任的总兵王世钦、侯世禄、侯拱极、尤世威等据城防御。李昌龄登城骂李自成的起义军曰：
“我榆之人，男不耕，女不织，赖转饷以食，受朝廷之恩者三百年矣。忠义侠节，著于九边，肯为贼降耶？”
这句话很形象地描写了榆林人是以朝廷发饷为生，以打仗征战为业。在招降无结果后，十一月十五日农民军开始攻城，在二十七才攻下，尤世威等被处死。这应该是农民军在战略决战胜利后，最激烈的一次攻城战。
第二年，李过与阿济格的部队在这里作战，失利南走。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