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子的旅行日志
简单点说,《穆天子传》就是周穆王的旅行日志,就像它最初被编校时的名字《周王游行》。 据《穆天子传》载,周穆王带着大批人马、礼物奔赴的第一个目的地为河宗氏辖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经学者们考证,周穆王一行的路线当为:从成周(今河南洛阳)出发,沿着太行山西侧,渡黄河,越磐石(今山西平定),沿滹沱河北岸西行,北征犬戎后,通过现在雁门关一带,然后到达河宗部落居住的地方。在那里,周穆王一行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招待,他们献上12匹骏马、10张豹皮作为见面礼,周穆王休整了好几天,打猎、钓鱼,而后带着礼物上路,于燕然山下(今阴山)赴河宗氏首领伯夭之约。在后者的引导下,他才开始了神奇的西游行,路过很多闻所未闻的部落,“西征昆仑丘”,见识各种各样的植物、动物,集齐马牛羊、乳酪、玉石等各式礼物后,周穆王终于来到与中原相隔一万多里的西王母之邦。 初次见面,周穆王就给西王母留下了好印象,他带来的礼物,又是珠宝美玉如玉圭、玉璧,又是精美衣料如锦绣丝绢,比沿途赏赐给各部落的高级得多,“西王母再拜受之”,对远道而来的新朋友十分满意。几天后,双方相会于瑶池之上,宴饮唱和,互表心意: 西王母为天子谣,曰: “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大意是说,西王母感谢周穆王不顾路途遥远来访友邦,希望他以后常来看看。面对西王母的盛情邀约,周穆王愉快答应:等我回去稳定政局,确保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三年后再来赴约。
伪书还是史书?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谈谈应当怎么看待《穆天子传》这本书。 事实上,自出土以来,《穆天子传》便被视为西周史官的实录,同《竹书纪年》一样,皆是信史。但是文中一些内容很容易让读者想起《山海经》《楚辞》里的神话传说,明人胡应麟率先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认为它是后人杜撰出来的伪书,周穆王根本没去过那么多地方,所谓西王母、花花草草、飞鸟百兽都是编出来给小孩看的。胡应麟称之为“小说滥觞”。 此后,学界关于该书的史料性质和创作年代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一致认为:《穆天子传》绝非向壁虚构,无论从先秦其他典籍还是出土文物中均可证实——它是一部具有史料价值的历史文献。 以先秦典籍为例,《国语》向来被认为是了解和研究西周、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典籍,据《国语·周语》载: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王不听,遂征之。” 侧面证实了《穆天子传》中周穆王北征犬戎的真实性。《竹书纪年》亦有周穆王西征的明确记载。司马迁作《史记》曾明言: “《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但在《秦本纪》和《赵世家》中引述了造父为周穆王驾车西行,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之事。最直接的证据当属《穆天子传》中跟随天子西行的大臣“毛班”,不见于其他古书记载,却出现在周穆王时代制作的青铜器班簋铭文中,足以证明周穆王西游之事并非无稽之谈,如青铜器专家、历史学家唐兰所言: “毛班见《穆天子传》,此书虽多夸张之语,写成时代较晚,……大体上有历史根据的,得此簋正可互证。” 就像历史学家岑仲勉所说: “疑《穆传》为伪作者不少其人,酿成误会,无非全凭臆想而不结合实际所致,试问具有日期、方向、地名里距以及语言、族落、物产种种交织的事实,岂易作伪?即作之亦必罅漏百出。” 既然如此,如何解释西王母的存在?毕竟西王母故事最早见于《山海经》,而《山海经》成书于战国。历史学家杨宽在《西周史》中给出了合理推测,他认为《穆天子传》: “由于作者采自一个从西周留存到战国的游牧部族河宗氏的祖先神话传说。他们从西周以来,世代口头流传着祖先河宗栢夭(即伯夭)参与周穆王长途西游的神话传说,从一个引导者变成了周穆王的随从官员,结果得封为‘河宗正’的官职,从而使这个部族得以兴旺起来。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整个部族的光荣历史,世代口头相传而不替,直到战国初期才被魏国史官采访所得,成为《穆天子传》的主要内容。”
最远到达哪里?
那么,真实历史中的周穆王为何在父亲昭王南征不复后依旧冒险远行?往大了说,无非是为了王朝的进一步扩张,成就大邦周的伟业。自武王克商,历成康之治,西周王朝走过半个多世纪,虽然中途出现了昭王殁于汉水的小挫折,但并不妨碍周穆王带着他的王朝走向盛世。从他不顾重臣祭公谋父劝告,执意出征犬戎便可看出其雄心壮志。周穆王最终俘获“四白狼”“四白鹿”而归——有学者推测可能是当时北方少数民族部族若干首领的名号。尽管《国语》略带讽刺地说“自是荒服者不至”(此后部族首领都不来朝见周王),似乎穆天子这次用兵,过大于功,不过考虑到大多数先秦两汉典籍对周穆王多有负面评价——基本是一个不听谏言肆意征讨、不以国事为重、恣意游玩的无道君主形象,《国语》这番论断不见得对。 周朝历代以犬戎为大患,穆王能用兵征伐,总算难得。《竹书纪年》载,周穆王西征犬戎后, “取其五王以东,王遂迁戎于太原”,把降服的首领迁徙于太原(今陇东地区),充当王朝的西北屏障,也算是为自己扫除了通往西方道路上的障碍。按理说,天子出游,带几个随身侍臣即可,为何周穆王西行时把最精锐的主力部队“西六师”都带上,还有军事将领毛班相随,一看就是有备而去,既为巡视属国,巩固西周的宗主地位,又为消除来自西北方诸部族的威胁,带有强烈的经济、政治、军事目的。
南伐淮夷,大会诸侯
如果你以为周穆王的梦想只是当个旅行家、探索世界那么简单,那可就错了:他想要创下千秋功业,当个盛世明君。从春秋时人的推崇,将他与商汤、周武功业并列来看,周穆王确实以实际行动成就了雄主美名。传闻就在他遨游在外、流连忘返时,东南方的徐偃王造反,对成周造成巨大威胁,幸有造父驾驭千里马,穆天子得以“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 徐偃王为徐国国君,据说是辅佐大禹治水有功的伯益后代。徐偃王生来就注定不凡。据晋张华《博物志》引述的《徐偃王志》载,徐偃王的生母是徐国宫女,一日,该宫女产下一枚蛋,徐国国君认为很不吉利,就命人将蛋扔到河边,恰巧被一只名为“鹄苍”的神犬捡了起来,带回了家。“鹄苍”主人是一名独孤老妇,见此情形很是诧异,在她精心照料下,从蛋里孵化出一名仰面躺着的男婴,取名为“偃”,徐国国君听此奇闻后,决定收养这个男孩,小孩渐渐长大,既仁义又聪明,成为国君后,江淮一带的小诸侯国纷纷屈服于他,徐国实力大为增强。 徐偃王的身世传闻看似无稽之谈,但这种卵生神话却广泛流传于东夷民族之中,反映的是其背后的鸟崇拜心理。 早在西周初建时,活跃在鲁东南的徐国就是兴兵反周的中坚力量、东夷集团的主力军。周公东征后,徐国时服时叛,经常与鲁国发生摩擦,以致后者一度封锁东郊交通。在与鲁国几次较量失败后,徐国向南逃遁,迁到今皖东北、苏西北的淮河两岸一带定居,不时挑起战争。到徐偃王时,他联合周边诸侯国对周发动了一次强势攻击,从淮河一直打到黄河边上,深入核心区域,威胁东都洛邑。有多篇青铜器铭文记录了双方的交锋,首都博物馆藏班簋即是“物证”。 说来,班簋的发现同《穆天子书》一样,纯属意外。1966年后,北京地区大量古旧图书、文物古董成了“破四旧”的对象,有的被当场焚毁,有的被送往废品站、造纸厂和炼铜厂。为了抢救和保护文物,北京市文物工作者组成古书文物清理小组,每天在废品堆里寻宝。1972年6月的一天,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呼玉衡、华义武师徒早早就来到北京市物资回收公司有色金属供应站,华义武后来回忆,他们从早上9点钟开始拣选,到中午12点多钟,从废铜堆中发现了三块铜器残片,一块是器壁,一块是带有铭文的器底,还有一块是器足。这可不得了,二人将搜寻到的碎片打包好,带回办公处请青铜器专家程长新先生鉴定,程先生仔细察看纹饰和铭文后,初步认定当是一件西周时期的有铭铜器,于是大家又返回废铜堆里仔细翻找,终于又找到器物的口部、腹部、耳部等残片。经过认真对接、辨认铭文,最终确定这件文物就是清宫旧藏班簋,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流散出宫,“大隐”于民间,直到被再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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