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在文王的经营下，已经发展成为了西方的强国。在灭崇国之后，进攻商朝最后的障碍已经消除，灭商大计就在眼前。可就在灭崇国的后的第二年，文王突然去世了，灭亡的任务只能交给下一代了。文王去世后，姬发继位，是为武王。武王继位后，全面继承了文王的基业。他继续沿用文王时期的重要大臣，保持证国家政策的连贯性。武王继续沿用文王的年号作为纪年，以文王受命称王之年为元年，文王称王七年而去世，因此武王在八年继位。
九年，也就是继位第二年，武王率领大军在孟津会盟各地诸侯，约定讨伐商纣一事。三年后，也就是继位后的第五年，武王、姜尚再次在孟津会盟诸侯，并誓师北伐，传说当时会盟的诸侯有庸、蜀、羌、髳卢、彭、濮等八百诸侯，战车300辆，虎贲3000、甲士45000人。此次会盟誓师之词，《尚书》和《史记》中有不同的记载，《史记》记载较为可行，当为记载全文：
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誓师之后，武王率领精锐之师“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远征商朝国都朝歌（淇县），其他部队则分别征伐商朝的附属诸侯。此时，纣王之军还在四处征战，国内空虚，无用武之兵。紧急之下，纣王临时组织十七万人的国人应战。双方在牧野遭遇，开战之前，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作《牧誓》：
“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昬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不过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于商郊，不御克饹，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
《牧誓》重申纣王“维妇人言是用”、“暴虐于百姓”等罪过，并宣称自己“行天之罚”，替天行道，最后鼓励士兵“如虎如罴，如豺如离”。誓师的过程，也就是阅兵的过程，《诗经》载当时“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可以说，周国军队声势浩荡。
而后，双方展开了著名的“牧野之战”。大战开始，尚父先率领几百精兵作为先锋上前挑战，以乱商军阵脚，武王率领主力跟在后冲杀，商军阵行大乱。由于商军是临时拼凑，因此大多无心恋战，在关键时刻“临阵倒戈”，使得商军开始溃败。经过一天的战斗，牧野之战结束，周军大胜，直杀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最后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纣王自焚，宣告了商朝的覆灭。
朝歌攻陷之后，周军继续攻陷商朝的残余地方诸侯。特别是黄河之南的“南国”，商朝在此经营有600余年，还有很强的势力。因此对“南国”的征伐，成为重点。周六师分四路南下，分别由吕他、候来、百，陈本、百韦、新荒统帅。《逸周书》载，征商共伐九十九国，斩杀17万，俘虏31万，降服650多国，显然系夸大之词。但是这也说明周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武王灭商后，分别在牧野、朝歌、巨大了大规模的吿捷礼、社祭，随后班师回国，在宗周明堂举行大规模的献俘礼，以此来庆祝灭商的胜利。同时，这些仪式也在宣告周灭殷处于天命，“汤武革命，顺乎天命而应乎人”，并具有开国大典的性质。
周武革命，打破了商朝天命永固的政权观念，证明了“天命无常”的天命观。商朝贵族往往强调殷商贵族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密切，甚至宣称他们的祖先就是上帝的子孙。《诗经、商颂》载：“有戎方将，帝立子生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肆宣传惟命不于常，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过去殷的先王有德，克配上帝。但后来的殷王“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而周王有德，故“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资大国殷之命”而大命文王。因此，天命归周，周王成了天之元子。周提出“以德配天”的口号，即是为取代商朝制造舆论，也是对神权法的动摇。
周武革命，标志着中国“尊天事鬼”或“尊天事神”的文化开始转变了为“尊天事人”的思想，为周朝的仁政、民本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转型。范文澜先生认为“夏商之间的政治文物的变革，不像商周间那样剧烈，商周间大变革，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因此，周武革命，不仅是一场改朝换代的腥风血雨，还是一场文化上的革新，这就是周人宣称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作者：斟北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