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项政策的出台,使得教育领域相关人士再一次把关注点落在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内容与选用上。
2021年教育部再次发布的“重磅”《通知》分别从新教材的使用、教材管理审查两方面对中小学教材提出最严要求。这也使得行业人士对义务教育阶段教材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
小学科学一、二、三、四、五年级使用根据2017年印发的课程标准修订的教材。小学科学六年级教材使用工作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可沿用原选用版本教材,也可在充分评估后选用根据2017年印发的课程标准修订的教材,保证教学秩序平稳。
首先,各中小学必须使用教材目录中的教材且使用应保持相对稳定,如确需更换教材版本,应严格按照中小学教材选用有关规定进行。另外,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教材使用情况的检查,对未按相关规定选用、使用教材的地方和学校要严肃处理,责令纠正。
其次,中小学教材中不得夹带任何商业广告或教学辅助资料的链接网址、二维码等信息。(注:这里提到的“中小学教材”,不但包括教育部统编教材,也包括各省份教育厅以及各学校选用的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等。)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出台的政策同样适用于国际学校的义务教育阶段,这就意味着国际学校中小学阶段在教材选用方面更加“被动”。
国际学校由于学生的升学方向与升学目标各不相同,往往会在教材中加入境外课程内容。因此为了避免国际教育行业教材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政策对其约束十分严格。
2016年11月24日,上海市教委明确指出,对上海以“中外融合”课程形式开展国际课程试点的21所国际高中,和以“拓展型研究型”课程形式开展国际课程的试点高中学校所采用的进口教材进行审查。其中,审查分为“学校自查”和“区级审查”。
随后,2018年8月,北京市教委要求在引进教材在内容上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同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在教学中使用的讲义、教案等国(境)外教学素材参照本办法管理。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引进教材的选用管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其中,《意见》第五条明确要求:学校要提高校本课程质量,校本课程原则上不编写教材。严禁用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取代国家课程,严禁使用未经审定的教材。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引进境外课程、使用境外教材。
而2020年1月7日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和《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又进一步细化了对义务教育阶段教材使用的相关规定。《管理办法》坚持“按需选用,凡选必审,为我所用,严格把关”的原则,明确规定国际学校义务教育阶段不得选用境外教材。此外,普通高中除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开设的普通高中境外课程项目外不得选用境外教材。
2017年1月,教育部下发文件,要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全面排查,将“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要全面反映日本侵华罪行,强调“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抗战历史是前后贯通的整体。
此外,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义务教育阶段。具体措施中包括,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修订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等课程教材。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印发2020年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的通知》中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须将本地2020年秋季教材选用情况,于2020年8月31日前正式向教育部教材局汇报。教育部将适时对各地教材选用情况进行抽查。
对国际学校行业而言,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引进境外课程、使用境外教材已成事实。而如何在符合国内教育政策的要求下,继续保持本身国际学校的特色教学,已经成为办学者的一大考验。
在国家对教材审查日渐趋严,国内传统文化等教育比重增加的情势下,国际学校也需要适度调整自己的课程体系,以应对这些变化。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国学生来说,在接受国际教育的同时,也要扎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具有中国情怀。学校的特色校本课程则可以作为素质教育的一种补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理念渗透到学校建设的各个领域。
此外,学校还可以充分挖掘地域特色文化资源,把一些有特色、有传承的地方文化适当引入到教学中,打造有当地特色和魅力的文化教育品牌。
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不仅仅体现在说普通话、写方块字方面,更体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与认知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中都提到了“全球公民”的概念,但其前提是“尊重各个国家主权的完整性、独立性和文化的多样性”。
国际学校的高中阶段可以在国家规定的课程和教材的基础上,融入国际先进的理念和方法,以保证学校的办学特色。把国际课程和本土课程进行对标,以本土课程和教材为基础查缺补漏,既不违背政策规定,同时也保证了国际化的品牌与影响力。
对国际学校行业而言,如何兼顾政策与课程内容是一项长期挑战,做好课程建设,需要学校推陈出新,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