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读过李商隐的七言绝句:“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又见李白名句:“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
不必说汉朝文景之治是何等盛世局面,也不必说河南郡洛阳城是何等繁华文明,单说贾谊出生在公元前200年汉高祖6年,便知他当真生其逢时,非无明主。
不必说《过秦论》是何等荡气回肠,也不必说《鵩鸟赋》(fú ,一种鸟类,形似猫头鹰)是何等知命不忧,单说他年轻时所做的《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便知他当真是政见非凡,文采斐然。
如此生其逢时,又有才华又有政见的人,为何其境遇能得到众位文人的纷纷提笔垂怜,却不得一代明主汉文帝的重用呢?
若让我说,或许是贾谊此人“才有余而识不足”吧。
一、生逢时,才有余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6年,贾谊出生在河南郡洛阳城。三岁识字,七岁能诗,更拜师荀子的学生张苍(李斯、韩非的师弟)。
年十八,便受到河南郡郡守吴公重用。当时,只要是河南郡中的重要事情,吴公都要与贾谊商量,不逾三年,当地便政通人和,百姓安居。当世时也,河南郡竟超过了陕西,被评为天下第一。
才高策胜,可以想到他该是如何意气风发。
公元前180年,创造文景之治那般盛世的汉文帝刘恒登基。他听闻河南郡郡守吴公政绩斐然,于是将其提拔到中央,此时贾谊的时运也到来了。
吴公受到重用,自然不会忘记曾经帮自己大忙的少年郎,他在汉文帝面前极度赞扬这位才高八斗的贾谊。这成功让汉文帝对贾谊产生了兴趣,他将其从洛阳召到了长安,一番促膝交谈,很快便为贾谊的才华倾倒,于是将其封为“博士”。
此后一年,每逢汉文帝出题讨论,他都能对答如流,一针见血,获得汉文帝及一众同辈人的赞许,于是又被破格封为了“太中大夫”。
有着吴公这样的政坛大佬扶持,又有汉文帝这样的明君欣赏,贾谊的前途何止是用光明来形容。
公元前178年(文帝二年),贾谊上《论积贮疏》,对当时人们弃农经商,过度奢侈的风气滋长进行抨击,说这是国家的大祸患,提出积贮才是国家的命脉。
汉文帝很欣赏其重农抑商的看法,于是采取了他的政见,缓和了阶级矛盾,巩固了汉朝的统治。
二、不忍耐,识不足
公元前177年,贾谊23岁,凭借着卓越的才华与优异的政见闻名于长安,此时汉文帝想要提拔他做公卿。
只是可惜贾谊过于张扬,受到了老臣反对,特别是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等位高权重的人极力反对,他们说贾谊太过年轻不适合官居公卿高位。
谁都知道那不过是不想贾谊高升的说辞,明明秦朝甘罗十二岁,便被封为上卿,年纪与功名并不一定相符合,只不过贾谊年轻气盛的模样,招来一些人不满而已。
他们造谣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汉文帝当然知道这是谣言,但他沉思之下,依旧疏远了贾谊。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贾谊不被老臣认可,年轻气盛,太过招摇,过分的帝王恩宠可能会是一件坏事——不得人心却官居高位只会害了贾谊,其才华确实毋庸置疑,但其性情并没有那么沉稳。
公元前176年(文帝四年),汉文帝将贾谊贬为了长沙做太傅。
汉文帝毕竟是一代明主,他不可能看不到贾谊的政治价值,而不是简单地被臣子们的谣言蛊惑。
所以,他的用意大概是历练贾谊,毕竟贾谊需要阅历与沉淀。长沙位于楚地,距离京师千里之遥,北望长安而不得见,而此时贾谊不过24岁,昨日还是天子阶下臣,今日已外放至千里。
少年得志,备受重用的贾谊,自然受不了如此天上人间的反转。
他的满腔愤懑,都寄予到了文章之中,过湘江时,想到了不得重用的屈原,与屈原感同身受,洋洋洒洒写下了千古名篇《吊屈原赋》。
贾谊一生中所写的大半名篇,都是来源于这一时期。
公元前176年,周勃被捕系狱时,贾谊作《阶级》,建议文帝以礼仪对待臣下,不应如此大动干戈,将臣子捕入大狱。
公元前175年,汉文帝准许吴王铸造铜钱,贾谊作《谏铸钱疏》,反对私自铸钱,认为这样会造成国家财政混乱。
公元前174年不祥之鸟有鵩(fú)鸟飞入贾谊的房间,贾谊本就以为自己寿命不长,又见此鸟更加伤感异常,于是作《鵩鸟赋》,感慨自己人生无常。
到如今,贾谊已经被贬入长沙三年,尽管他写下了不少针砭时弊的名篇,但是通过他的作品我们看到其忧愤之情三年不减——因为他坚信自己的才华当世无双,汉文帝非他不可。
可事实并非如此,汉文帝并不是非他不可。
公元前174年,汉文帝将贾谊召回长安,于未央宫宣室见了贾谊一面,与贾谊彻夜长谈,汉文帝依旧惊叹于他的才华,但是也看到了他的忧愤,并没有如想象中那般沉淀内敛,想提拔他的心一下子凉了下去。
汉文帝当时想必是失望的,毕竟如此有政治才华的人,性格上却有如此不足。
汉文帝需要的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之臣,一心为国家社稷着想,而贾谊本质之上是文人,有着文人所专属的感性——优柔寡断,这样的人于政事不利。
所以汉文帝在贾谊归来之后,并没有委其重任,而是让他做梁怀王太傅,教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学习。这也算是物尽其用吧,不能做汉文帝的左膀右臂,可毕竟贾谊的才华也不是假的。
你若说汉文帝后悔吗?后悔倒是不至于,毕竟这三年之间,贾谊的长进不大,而汉文帝却是彻底把握住了朝政,一干阻碍他的老臣也相继离去。
国家处于蒸蒸日上之际,大把大把具有政治才能的人进入了朝堂。你看,贾谊虽说是其中佼佼者,但是也并不是非贾谊不可。
就这样,因为贾谊的识不足,与做朝廷重臣的机会擦肩而过,在梁怀王坠马死后,贾谊逾不得汉文帝重用,最终郁郁而终。
贾生之死,年三十三矣。
三、结语
因为汉朝这样一个强盛富裕,北逐匈奴,南灭蛮夷的王朝,文学造诣最高的不过一个司马相如和一个贾谊,而司马相如做到了丞相之位,贾谊却郁郁而终。
后世怀才不遇不得重用的文人,对贾谊的遭遇总是抱有一种惋惜的思想以及感同身受的态度,于是李商隐作《贾生》,李白作《行路难·其二》。
但后世的皇帝却并不这样想。雍正帝是汉文帝的迷弟,因此,他对贾谊的评价以“疏狂”二字盖之,甚至于改王勃名句,说“屈贾谊于长沙,必须圣主,窜梁鸿于海曲,正待明时”。
古往今来对贾谊的评价总是两极分化,但其实两方都有偏颇,李白、李商隐身为文人对贾谊的评价太过于抬高,而雍正帝作为汉文帝的崇拜者,对贾谊的评价太过于贬低。
最为公正的评价,当属苏轼的一句:“才有余而识不足!”贾谊不得重用的原因莫过于如此了。
现如今,斯人已逝,贾谊当时的愤懑,汉文帝当时的无奈,我们并不得半分窥见。
现在唯一能见到的是贾谊的诗文辞赋,史书上所记载汉文帝开拓的盛世局面。
我们当然为贾谊不得重用而感到惋惜,但这终究是他自己的缺陷。我们不能过于相信诗人诗句中的对贾谊的评价,而应该全面全方位了解贾谊,知道贾谊不得重用的真正原因。
新时代的我们更不能步贾谊后尘,不能恃才傲物,毕竟有才华的又并非只有区区一人,没有什么非你不可,所以我们要懂得沉淀忍耐,放开胸怀,终会有出头之日。
参考资料:《史记》《汉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