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刘邦这样“能打”的龟缩一县，陈胜、周市等“不能打”的“徇地数十城”，原因有两条：
（1）名位；
（2）国别。
必须指出的是，名位本就与国别有关，在秦灭六国之后，数百年来积累的国别意识并未自然消失，《史记》、《汉书》中对于“某国人”的叙述至汉武帝时代才基本没见，也就意味着跨越战国、秦、汉的变革时代，“某国”已经由“一家一姓”的“宗社”变成了“区域、文化”的代名词。
战国时代形势图
以陈胜、武臣、韩广，乃至于曾经被“拥戴为王”的周市为例，六国的豪杰对于“六国后”的血脉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真正有号召力的是“赵”、“魏”、“楚”、“燕”本身，无论谁来“复国”，只要他有足够的实力，没人介意他是不是“先王”的血胤。
问题是 ，“旗帜”本身是有界限的，也就是对于“捞过界”的行为总会受到反噬，比如武臣派出韩广取燕地，燕人直接立国，魏人周市略地至齐境内就遭到了反攻，在他略定魏地之后，就想要迎立“魏王”，更进一步说，葛婴立襄强为楚王，秦嘉自任大司马并在陈胜死后立景驹为楚王，也都是对“故国”的法统的执着。
而所谓“法统”、“政权合法性”，本质上都是民众，尤其是地方精英分子对政权的认可，这可以用马克思·韦伯总结的“传统型权威”来解释，所以，刘邦在起兵之后遭遇了一出“小孩没娘，说来话长”的凌虐，虽然他想在军事上和魏相周市比划比划，却没想到丰邑、方与这些与“魏人”瓜葛较深的地方转手就把他这个“楚国”的沛公给卖了。
更恶劣的是，他的军事进攻并不奏效，而我们之前提到，刘太公带领着刘氏宗族一直居住在“丰”，而刘贾、刘泽这两个从父兄、从祖昆弟的存在也说明，刘氏宗族的人丁还算“兴旺”，有没有支持“楚人”刘邦呢？
《楚汉传奇》中的刘太公与吕后
恐怕是没有的，见《汉书·楚元王传》：
高祖既为沛公，景驹自立为楚王。高祖使仲与审食其留侍太上皇，交与萧、曹等俱从高祖见景驹，遇项梁，共立楚怀王。
这里的“仲”就是刘仲，后来的代王，刘邦让他和审视其一同“留侍太上皇”，而时间却在景驹立楚王之后，也就是第一次进攻丰邑失败时，也就意味着刘太公在丰邑“失守”归魏之后，仍旧居住在丰邑，没有迁居沛县，也没有受到“苛待”和“驱逐”，侧面说明刘氏宗族并没有为刘邦的大业出力，他只能无奈地把亲族抛给了雍齿，这种羞辱感恐怕不轻。
继而，刘邦“痛定思痛”，主动向楚国的“法统”靠拢，以获得楚人的支持，来“驱逐”魏国对楚地的“蚕食”，即《汉书·高帝纪》里说的：
沛公往从之，道得张良，遂与俱见景驹，请兵以攻丰。
注意，见景驹之时，刘交与萧何、曹参、张良一同前往，这算是主动参与，也是刘氏宗族对刘邦集团最大的“参股”，而刘邦的全员觐见，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名位上毫无所得，反而要跟随景驹东征西讨。
这短短三、四个月（秦二世二年正月投景驹，当年四月即投项梁）间，却隐藏着一段历史的隐情，以及刘邦一生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贵人”相助。
《王的盛宴》中刘邦见项梁
见《汉书·高帝纪》：
正月，张耳等立赵后赵歇为赵王。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为楚王，沛公往从之，道得张良，遂与俱见景驹，请兵以攻丰。
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还收兵聚留。
这里“东阳宁君”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与秦嘉共立景驹，刘邦在之后，也应该归属于他旗下与秦军别将会战，但在项梁火并秦嘉、景驹的战争记载中，却没有提到这个人，作为刘邦一起扛过枪的“老领导”，此人的消失着实令人费解。
“东阳”应为地名，而秦嘉是凌县人，围攻东海郡治郯县时自称大司马，与地处淮南的“东海郡东阳县”并无关联，所以，“东阳宁君”要么是籍贯在“东阳县”，要么就是以“东阳”为封邑。
翻查一下陈胜起义后从起的“大势力”，唯一与“东阳”有关，且“排他”的，就只有一个人——陈婴，日后的大汉堂邑侯，汉武帝第一任皇后陈阿娇的曾祖父。
确定了这份渊源，楚汉之争中的很多谜团其实迎刃而解，比如项羽自请入关灭秦，楚怀王身边的“老将”提出，沛公才是长者，应该派他去，作为边缘势力的刘邦如何纳入“老将”的法眼，可谓真相大白，因为陈婴当时正是楚怀王的“上柱国”……
楚怀王之孙，新的楚怀王
陈婴的经历非常神奇，如果只读“本纪”、“列传”，你会发现他的经历乏善可陈，由于为人“信谨”，以“长者”之名著称，身为秦朝的前东阳县令史，却被聚众杀死县令的东阳少年们推举为领袖，之后的过程，见《史记·项羽本纪》：
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
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
项梁渡淮，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凡六七万人，军下邳。
翻译一下，就是陈婴聚众2万人，险些被推举为“王”，被其母亲劝说，你家祖上没有“显贵”，不要出头，跟着别人，胜了有封侯之赏，败了也好跑，陈婴听了，对他的部下说，项家世代为楚将，咱要想举事，还是得靠名家将门，于是部下都听他的跟随项梁。
等到项梁渡过淮河，黥布和蒲将军也带兵来投，总数六、七万人，驻扎在下邳。
只可惜，这段追述放置在项梁渡江，派使者联络陈婴之后，时间线并不确凿，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召平见项梁在秦二世二年正月，项梁渡江则在秦二世二年二月，同月，陈婴从属于项梁。
陈婴“不敢为王”和“谓其军吏归属项氏”两件事之间可能同样存在因果关系，却并非是一时一地发生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记载中有一个可以作为“时间锚点”的叙述，即夹在其中的“异军苍头特起”，翻译者常将其解为陈婴所部以青布裹头起兵，其实错了。
楚军
“苍头”确实是军队，不过是吕臣在陈郡新阳县起兵所统的“苍头军”，见《史记·陈涉世家》：
（秦二世二年）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陈胜葬砀，谥曰隐王。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
秦二世二年十二月（腊月），陈胜被杀，紧随其后，吕臣组织苍头军反攻陈县，杀死庄贾，“复以陈为楚”，此处的“楚”实为陈王的“张楚”。
也就是说，“异军特起”实际上是以陈婴为“楚王”， 不再奉陈胜的法统与“苍头军”相异而另搞一摊，在这一点上，秦嘉倒与“东阳少年”们不谋而合，在陈胜势大时，迫不得已打一面“张楚”旗，仍想着自行其是，自称“大司马”。
那么，秦嘉和陈婴有什么共同点呢？
见《史记·货殖列传》：
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
注意这个区域，以及秦嘉所统义军的籍贯，见《史记·陈涉世家》：
陵（即凌县）人秦嘉、铚人董緤、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
在之前的文章中，三解谈到过，铚、符离、取虑三县均在泗川郡南部，沿睢水至下相汇入泗水，而徐、凌也在淮泗之间，从地理、民俗区域上划分，实则均属于“东楚”，也就是与“西楚”地区“异俗”。
三楚地图
正因为“异俗”，陈胜这个“西楚人”也就占了“首义”的名头，得以成为共主，从记载来看，“东楚人”对于“立楚王”一直有着诡异的执着，第一位立襄强为楚王的，就是泗川郡符离县人葛婴，第二位立景驹为楚王的是东海郡凌县人秦嘉，第三位建议立楚怀王的则是九江郡居鄛县人范增，人选标准，也应该是“楚后”，这种极其尊重传统权威的思维方式，倒是与“清刻，矜己诺”的保守主义形象两相契合。
陈婴，恰恰也是“东楚人”，东阳县与凌县同属东海郡，秦嘉甚至围攻了东海郡治，两人能否完全没有交集，成为平行线？
过往的史事叙述，往往将“陈婴归项梁”与“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分别看待，但有了刘邦、张良这两位重要人物的连缀，历史的真相应该是一体、综合的。
有了那句“加塞儿”，也就意味着，陈婴被拥戴为“王”的时间，必然在秦二世二年十二月之后，却一定在“东阳宁君”与秦嘉“立景驹”之前，因为相比“苍头军”的“张楚”，“景驹”的“楚”距离东阳要近得多，说是“异军（苍头）特起”，就完全不合适了，那么，时间下限也很清楚，即秦二世二年正月，而项梁渡江和陈婴投项的时间都是确定的，《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录为秦二世二年二月。
由此可知，陈婴绝不可能是一起兵就投入了项梁的麾下，整段记载在时间上，已经可以确认就不是一时一地的事。
兵马俑
不仅如此，如果“东阳宁君”和陈婴为两个人，那么，“东阳宁君”就不可能以“东阳县”为封邑，因为在陈婴未反之前，秦地不可能封给他，在陈婴反叛之后，这地方也没他的份，而《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载，秦二世元年正月，“东阳宁君”与沛公一同在萧西（砀西）迎战秦军失利，也就意味着时间也存在矛盾。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东阳”籍贯出身的姓“宁”的一个人呢？
可能性极小，因为“东阳宁君”与“秦嘉”共立楚王，又带兵转战留县附近，即在泗川郡北部活动，这都需要实力和兵力，横空出世一个月后又神秘消失，未必没有先例，却并不符合逻辑。
也就是说，陈婴有非常大的可能就是“东阳宁君”，而只有二者为一人，一些史书记载的未尽之处才能说得通。
正因为陈婴在东阳起兵之后，与同出“东海郡”的“东楚人”秦嘉联合，一同经略东楚地区，才能在陈胜战败逃跑的大形势下，稳住这一区域，甚至有所扩张。
《史记·陈涉世家》中记录了葛婴在“东线”的扩张成果：
铚、酂、苦、柘、谯。
以上五县，地处陈县东方，为泗川郡、陈郡、砀郡交界，并未触及砀县、相县、栗县至睢阳、襄邑、雍丘的睢水主交通线，而秦嘉所部则主要出自淮水、泗水下游诸县，主力也集中在下邳北方的郯县。
秦嘉楚国控制区域图
而在立景驹为王后，这支“楚军”的活动范围记载，扩大到了留县、萧县、砀县、下邑、胡陵、方与，等于是将刘邦所控制的沛县囊括其中，见《史记·陈涉世家》：
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
方与尚在胡陵之西北，之前均以为魏国的周市所占据，而秦嘉兵团北上至此，并想要沿着菏水西进，越过昌邑、东缗进攻定陶的秦军，说明此地仍在魏国的治下，包括丰邑。
之所以有这个举动，恰在于对秦军的反应，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章邯已破陈王，乃进兵击魏王于临济。
此事《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在秦二世二年正月，也正是这个月：
沛公闻景驹王在留，往从，与击秦军砀西。
刘邦所面对的这一路秦军，并不是章邯攻魏的主力，而是由“别将”司马仁（原字结构为“尸旁下加二”，应是古“仁”字，颜师古注释为“夷”）率领的偏师，见《史记·高祖本纪》：
是时秦将章邯从陈，别将司马仁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砀。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还收兵聚留，引兵攻砀，三日乃取砀。因收砀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还军丰。
“北定楚地”这几个字很有意思，指明了司马仁的来处为陈县，但其任务是在章邯主力转向魏地后扫荡楚地，所以，其行程很可能在城父、下成父向北、向东扫荡，经铚县越睢水北“屠相”，“屠”有攻克之义，也可理解为屠城，不知何种为确，但相县地属泗川郡，也是故楚地，而“砀”，无论是砀县还是砀郡，都应属故魏地。
砀东、萧西之战位置
所以，在地理表述上，“萧西之战”，在《史记》、《汉书》中有不同的提法：
（曹参）北击司马欣军砀东，取狐父、祁善置。（《汉书·萧何曹参传》）
（周勃）击秦军砀东。还军留及萧。（《汉书·张陈王周传》）
（樊哙）与司马仁战砀东，却敌，斩首十五级，赐爵国大夫。（《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
（夏侯婴）从击秦军砀东。（同上）
（刘邦）与击秦军砀西。（《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砀县之东，萧县之西，正是魏地和楚地的交界处，大致范围很清楚，也就是同一次战斗，刘邦部下的几个亲信将领均参与了这次战斗，战果上，樊哙的叙功应该是合适的，即“却敌”，打退了秦军，没有被秦军吃掉，但也没有占到便宜，所以，刘邦所部才撤回了留县休整。
此次战败后，迎来刘邦集团的第二次发展高潮，见《史记·高祖本纪》：
引兵攻砀，三日乃取砀。因收砀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还军丰。
《汉书·高帝纪》里还增加了“与故合九千人”之语，就是加上旧部，总兵力达到了9000人，地盘由沛县扩张到了沛、砀、下邑三县，正式成为秦汉之际一支上得了台面的大势力，这个过程中，东阳宁君陈婴到底贡献了多少“上层关系”，在君臣异位之后，只能是三缄其口，最终恐怕是永远的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