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夫哥罗德的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涅夫斯基亲王（约1220至1263年）曾经是俄罗斯民族的偶像。在古代俄国人的眼中，他既是英雄，又是“圣人”一般的存在。
当然，能够受到万众敬仰，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必然有其功勋的成就，他作为一位成功的军事领袖，不仅赢得了瑞典人，丹麦人以及击败最重要的德国人，获得最终的胜利，由此他就成为中世纪罗斯的伟大和自信的象征人物。
在午门君看来，从当下的英雄至上的主观角度评判，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于1242年4月在佩普斯湖的冰面上击败条顿骑士团的军队，是成就其卓越功勋的重大转折，并以此立下不朽的荣耀。实际上，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待，这一切都似乎是夸大的泡沫。
亚历山大是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儿子，隶属于具有广泛影响的鲁里基德王朝，该王朝其起源可追溯到9世纪在俄罗斯广大地区建立帝国的瑞典瓦兰吉人。但是，这些建立帝国的瑞典瓦兰吉人后裔（“俄罗斯人”），在13世纪受到威胁。一方面，蒙古人向该国大部分地区进行侵犯骚扰。在西方，天主教徒和骑士们在与“正统”信徒的斗争中脱颖而出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并成为十字军。
在利沃尼亚（现在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部分地区），丹尼斯人和剑兄弟会骑士相互之间产生竞争。当时瑞典的战略意图是向北进行扩展（实际上是以武力的方式进行领土扩张）。毋庸置疑的是，诺夫哥罗德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了一种商业共和制国家（模式），于1236年发出威胁并召集亚历山大作为陆军司令官，意图开展军事行动。亚历山大在涅瓦河上击败瑞典人为他赢得了“涅夫斯基”的绰号，但是其与议会分裂后，他被迫离开了这座城市。
关于被迫离开的缘由，有分析人士指出，或许是诺夫哥罗德受到新的危险信号。因为亚历山大他想扩大自己新赢得的荣誉，作为“筹码”有力的统治，向东部进行扩张，就必须成为其坚定的理念，但是他这样做，势必威胁诺夫哥罗德有利可图的贸易路线。
与此同时，主教和骑士通过十字军东征的想法使他们对主权的主张合法化，值得注意的是，十字军东征很少在拥有大型军队的波罗的海国家实施阵地战，而是以突袭的形式进行。这样的行动方式，使得“抢劫和破坏”成了“规则，不是开拓疆土，而是要通过突袭并尽可能迅速摧毁或削弱对手的潜在力量，凡是被认为潜在的目标，例如士兵，战马和物质资产，都将成为破坏的目标。用古语来讲，就是不以一城一地之得失，接近可能摧毁敌人有生力量，进而开疆拓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
当时间到了1240年，利沃尼亚教团征服了诺夫哥罗德西南的普斯科夫市。对于诺夫哥罗德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军事受挫，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此时又重新获得起用。无论如何，摆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面前，就是必须设法将普斯科夫重新拿回手中，然后向西推进。
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指挥下，利沃尼亚教团与其军队在冰冻的湖上遭遇。亚历山大一方他们的优势，在于和传统上保持一致，那就是士兵一万到一万五千名战士中选拔挑选出来的，具备团结拧成一股绳的定力。而德国方面则招募500名骑士，并由1000多名步行兵陪同。尽管如此，在多尔帕特主教的带领下，骑士们还是能够占据一定的相对优势。他们身穿重甲，训练有素，因此可以在浅水湖上运用最有效的战术，如疾驰的电击一般。
实际上，骑士们的攻击几乎突破了诺夫哥罗德军队的防线。但是在倾斜的路堤上，进攻意外停止了，并且选择进行了近距离战斗。这一军事策略的转变，给了亚历山大有个转败为胜的战机。
亚历山大与德鲁希亚纳的个人随行人员绕过了对手并从后面进攻。当他们的步兵被歼灭时，骑士们在飞行中寻求生路。爱森斯坦激发了凯旋而归的场面，其中不乏应有的人破裂了湖中的冰，悲惨地淹死了。
虽然多帕特主教和条顿骑士团的权力都没有因失败而被破坏，但在佩普斯湖上的战斗，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那时起，西方传教士和骑士们就把佩普斯湖作为其活动的极限（胜者为王败者贼），因此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堂之间的世界历史边界就在这里划定了。
作为指挥官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当时可能已经意识到，如果继续追击，或许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功的机会，为此，他很快与条顿骑士团取得了和平协议。在蒙古金帐汗国可汗，他申请了公国，并最终与他的兄弟一起统治弗拉基米尔。
1252年，亚历山大也超越了他的兄弟获得荣誉，并且获得了大公爵的极高地位。尽管如此，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当时实际举止虽是权宜之计，但不乏前瞻性：“他已经发起了与新势力的合作，这些新势力不仅确保了北俄罗斯大公国的生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它在下一世纪的崛起。”
东欧历史学家曼弗雷德曾批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称：“对“无神”骑兵游牧民族的这种被迫造成的虚假积极的支持状况，根本不符合民族英雄的形象……” 依照午门君之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曼弗雷德这番批评，何尝不是对是对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为了自己的地位和荣誉，所进行的残酷清洗军事行动，的真实表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