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1620年）十月初五，辽东经略熊廷弼对被罢职一事耿耿于怀，于是上疏自理曰：
自去年开、铁连陷，辽城非尝破碎。士民知不可守而谋欲先去贼，亦知不可守而谋欲速来。今内外巩固，壮哉一金城汤池也！去年无车牛、脚夫，运粮臣与各道处办本地牛至三万余头，车至三万辆，昼夜趱运而军中始有粮草。三路覆没之后，军无片甲，手无寸铁，臣调宣大各匠役改造，又增造大炮数千，枪炮一二万，而军中始渐有器械，采桑削簳，买角易筋，各镇弓箭匠昼夜制造，而军中始有弓矢。又调各镇木匠旋造双轮战车五千辆，每车安灭虏炮二位或三位，以至火箭、火轮之类，无所不备，而军士始有攻守具。自斩贪懦三将而将之畏斩，逃叛数卒而卒知惧不时，捆责不喂马、不操军者，而营伍知收拾。寒夜有赏，久戍有赏，时节有赏，而军士知鼓舞。去年，西虏住我汛怡弃地，日肆劫夺，自丁字泊斩捕以来，再从阵擒活虏送抚奠二十四营酋长，而始各就戎索。自沈奉各戍重兵，贼遂为所缀，悉众与我对垒，不敢西窥辽阳，南窥南卫，东窥宽叆。至于近边零落村屯，势自不能无抢掠，我固无如贼何，时而形格势禁，贼亦无如我何也。如谓臣听胡马骄嘶，肝胆堕地，而冒陷往抚顺、宽、叆，擐甲冲贼围援沈阳者，独何人乎？辽已转危而致安，臣且之生而致死，天地鬼神，实共怜鉴！
十月二十五日，熊廷弼再次奏疏辞辩，称：
辽自三路覆没，再陷开原，臣始驱羸卒数百人踉跄出关。行至杏山，而铁岭又报陷。当是时，中外汹汹，皆谓辽必亡，若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转亡为存地？方安堵举朝，帖席而卧也，此非不操练、不部署、不拊戢、专事工作而尚威刑者所能致也。惟是臣之操法，与向来异。向来地方操练，但合营装塘冲打，以完故事，即将官教演，亦但每军面试一回不过三百人，而日已云暮。臣则不然，每将令于城外各择一区地为教场，如管兵千人者，该四十队，每队二十五人，设一燕儿窝，而立于其下，就本队中择善射者五人以一教四。自卯至午，如法教演，日每百回，七八十回乃已。骑射、枪炮俱然，仍令彼此主客互逐，队与队逐，熟而合之于总，总与总逐，熟而合之于哨，哨与哨逐，熟而合之于营。臣尝谓以督抚操军，不若以将官操军，以将官操军，不若使军自操。人但见臣不恒亲下操，又尝外巡，不暇时时亲下操，遂谓臣不操练。如臣不操练，闲住兵将何用？是必不图灭贼，不图性命，归家然后可。而臣复何心？
盖此议起自去秋，臣初任时，见赞画新兵无用，拨供采草、斫棍、挑壕等役，赞画见其军多逃，遂倡言军士做工不得操练以自文，而阅臣因为之广其传，以至于今，此兵马不训练之说也。至谓臣拥兵十万余，不能大入大创，小入小创，斩贼擒王，而殃民蹙地，为狡虏所笑者，第斩贼擒王之事，于此日之兵之将，且勿易言也。凡用兵，须总兵、将官、兵马得力，才能济事。今总兵中惟贺世贤略短取长，敢于阵战，侯世禄精悍而初临大敌，刘孔胤善收拾城守行伍，而战阵非长。将官惟尤世功、朱万良等为军中白眉。求大将如前日刘綎辈，诸将如梁汝贵、徐九思辈，已不可得。而各镇兵马又皆四五屡迁之余，无一而非敝赋下驷者，发与总兵、将官，皆力辞不受。川兵、土兵、毛兵心虽齐，法虽整，亦强弱参半，而平原旷野不能与战骑相驰逐。昨通查各兵，虽有十二万之数，而实在堪战者，内除土、川、毛兵三项不挑外，其余挑选精壮十不得其二三，余无奈何，只得令充守城、采草、放马以及火兵之役。至于马匹损瘦短少，更不可言。今言者第见辽中今日被臣收拾后之人情光景，遂谓援兵陆续出关，必一一可战，而不能战，以为经略罪，而抑知夫兵马之不能战，一至此极也。令箭催而张帅殒命，马上催而三路偾，帅臣于今日何敢轻率？如欲大入大创，小入小创，为斩贼擒王之事，且将各边精兵再调三四万，成一西北兵势；水、蔺各土兵调一二万，成一川土兵势，然后进取，亦未为晚，而非今日病臣罪臣所能及也。于是科臣魏应嘉，台臣冯三元、张修德复极论之谓，其硬口饰辩，有欲罪以靡耗失事者，有欲罪以托病脱卸者，有欲罪以捏造逆榜者，廷弼请即以三臣行勘。
熊廷弼的奏议，显示出了某种私心。我们尽可能去接近事实地了解当时的辽东局势。熊廷弼坚称自己没有撒谎，而有大量台臣言官试图诽谤他，并竭尽所能地寻找其经略过程中的瑕疵。
就在此时，熊廷弼再次上疏曰：
但当熊廷弼到来之后，二人立刻产生剧烈的矛盾。一开始，二人之间的矛盾仅仅在战略布防的观点上，与朝廷党争无涉。王化贞希望能借虎墩兔憨之力制约女真人，但熊廷弼则认为此为下计，大损天朝威严。王化贞不建议从全国调兵来援，认为以辽东一隅之力即可与女真抗衡，但熊廷弼认为这种看法完全错误，认为应当从天津、登州、莱州等处以水路运兵援辽。辽东都司将领毛文龙成为二人争执的中心。在形式隶属上，毛文龙当受熊廷弼节制，但事实上，他时时绕开熊廷弼，而与王化贞来往甚密。王、毛均乃主战派，而主守派的熊廷弼则对他们的主张感到惴惴不安。经抚之间裂痕重重，而后来的历史也进一步证明，经抚不和彻底粉碎了明军光复辽东的希望。
在广宁的战守问题上，王化贞也与熊廷弼发生了争议。王化贞部署诸将，沿三岔河设六营，营置参将一人，守备二人，画地分守西平、镇武、柳河、盘山诸要害，各置戍设防。熊廷弼却坚决反对。他说：“河窄难恃，堡小难容，今日但宜固守广宁。若驻兵河上，兵分则力弱，敌轻骑潜渡，直攻一营，力必不支。一营溃，则诸营俱溃，西平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敌不测，不宜屯聚一处，为敌所乘。自河抵广宁，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诸处止宜稍置戍兵，为传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广宁，相度城外形势，掎角立营，深垒高栅以俟。盖辽阳去广宁三百六十里，非敌骑一日能到，有声息，我必预知。断不宜分兵防河，先为自弱之计也。”朝廷最终支持熊廷弼的建议，王化贞以计不行，十分恼怒。
熊廷弼还认为，对付努尔哈赤须与朝鲜联盟。其言：
“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请亟发敕使往劳彼国君臣，俾尽发八道之师，连营江上，助我声势。又发诏书悯恤辽人之避难彼国者，招集团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而我使臣即权驻义州，控制联络，俾与登、莱声息相通，于事有济。更宜发银六万两，分犒朝鲜及辽人，而臣给与空名札付百道，俾承制拜除。其东山矿徒能结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备。将一呼立应，而一二万劲兵可立致也。”
熊廷弼认为，监军副使梁之垣生长海滨，习朝鲜事，可充命使前往朝鲜。天启皇帝悉从之。
王化贞却另有计划。当梁之垣与所司讨论兵饷问题时，七月二十一日，毛文龙已率领明军袭取鸭绿江南部的镇江并奏捷。随后，王化贞向朝廷详细奏报了毛文龙的进军过程。
八月初七，明廷获得了镇江捷报。天启皇帝命梁之垣向朝鲜宣谕镇江大捷，同时升毛文龙为副总兵，赏金两百两。毛文龙的镇江大捷，是近年来明军在辽东唯一的喜报，朝议恢复有机，于是命登、莱、天津发水师2万接应毛文龙，王化贞督广宁兵4万进据河上，合鞑靼军乘机进取，而令熊廷弼居中节制。
王化贞又向朝廷奏道：
“敌弃辽阳不守，河东失陷将士日夜望官军至，即执敌将以降。而西部虎墩兔、炒花咸愿助兵。敌兵守海州不过二千，河上止辽卒三千，若潜师夜袭，势在必克。敌南防者闻而北归，我据险以击其惰，可尽也。”
兵部尚书张鹤鸣深以为然，奏言时不可失。很明显，主导辽东局势的是王化贞，而非熊廷弼。御史徐卿伯复请令熊廷弼进驻广宁，蓟辽总督王象乾移镇山海关。但就在此时，王化贞复奏：“敌因官军收复镇江，遂驱掠四卫屯民。屯民据铁山死守，伤敌三四千人，敌围之益急。急宜赴救。”于是兵部促令各部火速进师解围。王化贞渡河，熊廷弼亦不得已出山海关，驻军右屯。但熊廷弼同时又称海州取易守难，不宜轻举妄动，王化贞最终无功而返。
但王化贞也有他的性格缺陷。史称王化贞：
“为人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抵牾。妄意降敌者李永芳为内应，信西部言，谓虎墩兔助兵四十万，遂欲以不战取全胜。一切士马、甲仗、糗粮、营垒俱置不问，务为大言罔中朝。尚书鹤鸣深信之，所请无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
熊廷弼与兵部尚书张鹤鸣之间也矛盾重重。熊廷弼“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的性格，使他与不少朝臣结怨，其中就包括兵部尚书张鹤鸣。张鹤鸣甚至鼓励王化贞独立行动，熊、张二人遂相怨，事事龃龉。广宁有兵14万，而熊廷弼关上无一卒，徒拥经略虚号而已。延绥入卫之兵不堪用，熊廷弼请罪其帅杜文焕，张鹤鸣则议宽之；熊廷弼请用卜年，张鹤鸣则驳议；熊廷弼奏遣梁之垣，张鹤鸣则“故稽其饷”。如此种种，非止一端。
熊廷弼严厉抨击了毛文龙的镇江大捷，导致严重后果。其奏曰：
“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
于是贻书京师，极力贬低王化贞。
天启皇帝朱由校像。朱由校在位期间国内社会矛盾激化，辽东边境的危机也愈发紧迫。来源/故宫博物院
经抚不和之事终于引起朝廷重视，天启元年十二月十二日（1622年1月23日），天启皇帝命诸臣廷议。议者有称：
“化贞欲战，廷弼欲守。夫廷弼非专言守，谓守定而后可进战也。化贞锐意进战，岂战胜而可无事守也？万一不胜，而又将何以守也？”
大学士叶向高曰：
“经抚会议，汉史赵充国平西羌，虽主屯田，而辛武贤亦竟以力战取胜。今廷弼能为充国，且留化贞以为武贤，亦何不可？惟是廷弼之于化贞，作用既殊，而欲化贞受其节制，则举朝之人皆以为难行。同官皆争之，岂臣一人所敢独任？本兵张鹤鸣与廷弼素不协，谓化贞胆略可任；职方郎中耿如杞，主事鹿善继皆袒化贞，凡廷弼所言，一切阻格。廷弼度力不能胜，以标下兵尽付化贞，疏曰：‘化贞有功，臣不敢与分；若化贞有失，臣愿不与同罪。’云化贞志大而虑浅，见朝堂右之，益自诩。”
熊廷弼在这特殊时期意气用事，稍显自私。
然而，朝廷之上仍然党同伐异，党争迹象愈发浓重，经抚不和事件最终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东林党人越来越支持熊廷弼，其对立士人则越来越支持王化贞。没有顶梁之柱，皇帝与内阁摇摆不定。显然，事件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与所谓战略抉择无关了，辽东经抚之间继续各自为政。软弱的天启皇帝也无法力挽狂澜。
礼部主事刘宗周，东林党人，道学家。他对辽东局势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所有参与者都抱持谴责的态度。其上言谈论“讨贼之法”，曰：
“陷抚顺、清河，纵敌得志，巡抚李维翰也。弃开原而逃，推官郑之范也。通虏速祸，经略杨镐、总兵李如桢也。航海逋逃，监军高出、胡嘉栋、康应乾，赞画刘国缙也。逃而待罪境上，理饷传国，监军牛维曜也。身坐虏族，不自归里，反以知县升佥事者，佟卜年也。亡功受上赏，遥制山海，不能辑和抚臣，必丧全辽，今经略熊廷弼也。通夷启衅，奸珰卢受也。受之党弑君漏网，奸珰崔文升也。凡此诸臣，异名同罪，异罪同情，丽以五刑而轻重布之，又何逭焉。”
其言，是超然于党争的一种评价。
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十月十三日，同样希望超脱于党争的大学士叶向高奏曰：
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成长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辽阳之失，似亦在知正不知奇，故糜烂决裂，一至于此……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虽不知其能成功与否，然今日计，惟当广为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毋过为危惧之谈，以张虏势。即使镇江难守，亦不必尤其失策，使将来无复敢出一奇破贼也。若枢经督抚诸臣皆极一时之选，必能同心勠力，毋忌成、毋旁掣，共灭奴酋，雪此大耻，消中外隐忧。
十二月十二日，叶向高又奏称：
惟毛文龙镇江之役，抚臣以为功，经臣以为罪，意见大异。臣窃谓国家费数千万金钱，招十余万士卒，未尝损奴酋分毫，而文龙以二百人擒斩数人，功虽难言，罪于何有？以为乱三方布置之局，则此局何时而定？以为贻辽人杀戮之祸，则前此辽人杀戮已不胜其惨，岂尽繇文龙？故文龙功罪可勿谈也。
以此观之，经抚不和一日未解，辽东安危一日岌岌。熊廷弼的牢骚和谩骂于事无补，这一点，王化贞则起码给朝野上下带来了自信和鼓舞。他坚信明军一定能恢复辽东局势，尽管朝臣多有疑惑，但由于兹事体大，没人敢对此发出质疑。
十月，三岔河结冰，广宁人认为建州兵必渡河，纷然思窜。王化贞乃与方震孺合计，分兵守镇武、西平、闾阳、镇宁诸城堡，以大军守广宁。有意思的是，方震孺系东林党人，其热心于辽东局势，关心军民生计，颇受爱戴。方震孺称：
“河广不七十步，一苇可航，非有惊涛怒浪之险，不足恃者一。兵来，斩木为排，浮以土，多人推之，如履平地，不足恃者二。河去代子河不远，兵从代子径渡，守河之卒不满二万，能望其半渡而遏之乎？不足恃者三。沿河百六十里，筑城则不能，列栅则无用，不足恃者四。黄泥洼、张叉站冲浅之处，可修守，今地非我有，不足恃者五。转眼冰合，遂成平地，间次置防，犹得五十万人，兵从何来？不足恃者六。”
据此，他建议以进为守，使守有余。天启皇帝是其议，命方震孺巡按辽东，监纪军事。于是方震孺遍历辽东，居不至庐舍，食不生烟火，如是者七个月。
张鹤鸣认为广宁的计划可以考虑，请敕熊廷弼出关协防。于是熊廷弼上言：
“枢臣第知经略一出，足镇人心；不知徒手之经略一出，其动摇人心更甚。且臣驻广宁，化贞驻何地？鹤鸣责经、抚协心同力，而枢臣与经臣独不当协心同力乎？为今日计，惟枢部俯同于臣，臣始得为陛下任东方事也。”
熊廷弼之言辞过于激切，张鹤鸣更加不悦。
话虽如此，但熊廷弼仍出关前往广宁。他驻军右屯，商议以重兵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于是熊廷弼令刘渠以两万人守镇武，祁秉忠以万人守闾阳，又令罗一贯以3000人守西平，严申军令曰：“敌来，越镇武一步者，文武将吏诛无赦。敌至广宁而镇武、闾阳不夹攻，掠右屯饷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如之。”王化贞方面，却因轻信间谍言论而仓促出兵海州，见势不妙又旋即收兵。为此，熊廷弼又上言：
抚臣之进，及今而五矣。八、九月间屡进屡止，犹未有疏请也。若十月二十五日之役，则拜疏辄行者也，臣疾趋出关，而抚臣归矣。西平之会，相与协心议守，掎角设营，而进兵之书又以晦日至矣。抚臣以十一月二日赴镇武，臣即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而军马又遣还矣。初五日，抚臣又欲以轻兵袭牛庄，夺马圈守之，为明年进兵门户。时马圈无一敌兵，即得牛庄，我不能守，敌何损，我何益？会将吏力持不可，抚臣亦怏怏回矣。兵屡进屡退，敌已窥尽伎俩，而臣之虚名亦以轻出而损。愿陛下明谕抚臣，慎重举止，毋为敌人所笑。
王化贞得疏怒甚，驰奏辩曰：
“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臣不敢贪天功，但厚赉从征将士，辽民赐复十年，海内得免加派，臣愿足矣。即有不称，亦必杀伤相当，敌不复振，保不为河西忧。”
朝论再次陷入分裂。而由于王化贞参加科举时，叶向高为其座主，故叶向高最终还是偏心于王化贞。熊廷弼同样愤怒地回应：“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而适遘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道以相困？”又言：“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臣今无望矣。”
熊廷弼与东林党人同处一条阵线，并非接受道学或其处世哲学，而仅仅因为王化贞的支持者多为反东林党者。而天启皇帝唯一能做的，是遣兵部堂官及给事中各一人往谕，抗违不遵者治罪。
据史料记载，在熊廷弼刚出关时，王化贞担心其夺取自己的兵权，于是假意听从经略之指挥。不料熊廷弼却上言：“臣奉命控扼山海，非广宁所得私。抚臣不宜卸责于臣。”恰于此时，方震孺奏称经抚不和，又称王化贞心慵意懒，熊廷弼又以前言刺之，于是王化贞心颇不悦。后来，王化贞称欲举兵荡平努尔哈赤，熊廷弼又揶揄道：“宜如抚臣约，亟罢臣以鼓士气。”到了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年）春，员外郎徐大化希指劾熊廷弼“大言罩世，嫉能妒功，不去必坏辽事”。张鹤鸣抓住时机，集廷臣大议。但廷臣之中仅有数人认为熊廷弼当撤职，其余多数坚持认为熊、王二人当分任责成。而张鹤鸣则指出，若王化贞去职，则毛文龙必不用命，辽人为兵者必溃，西部蒙古之盟必解体。张鹤鸣的建议是赐尚方剑与王化贞，专委以广宁，而撤熊廷弼他用。但天启皇帝不同意，责成吏、兵二部再议。就在此时，努尔哈赤兵逼西平，议遂罢，而熊、王二人继续留任，共同应对努尔哈赤，功罪一体。
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开始进攻广宁。叛将李永芳首先率兵过三岔河，守御明军寡不敌众，落荒而逃。
这一次，熊、王二人达成了一致。王化贞选择主动出击，在高墙后坚壁连营无法解决问题，于是王化贞尽发广宁3万兵往援西平堡。李永芳兵至西平堡，参政高邦佐自觉无望，着冠带南望叩阙，而后自缢。次日，李永芳以战车云梯攻堡，守堡副将罗一贯以炮击建州兵，杀伤无数。但坚守一日后，城堡终于被攻破，罗一贯、参将黑云鹤身亡。此役明军损失大约1万人。镇武、闾阳等地，明军亦大溃，祖大寿溃逃觉华岛，与毛文龙会合。一向被王化贞视为心腹的孙得功，则早已与参将鲍承先等阴降努尔哈赤，并设计以捉拿王化贞，以为投名状。
熊廷弼见兵事溃败，当即收拾残部退回山海关。在大凌河，他与王化贞“会师”了。王化贞大哭，熊廷弼微笑曰：“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王化贞羞惭万分，议守宁远及前屯。熊廷弼又曰：“嘻，已晚，惟护溃民入关可耳。”
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已经攻陷了广宁城，但是王化贞已经于两天前潜逃。建州兵又追击了200里，终因粮草不继而放弃。或许建州兵真的因粮草不继而放弃追击明军，或者他们另有计划。
广宁及其他城破后，满目疮痍，屯堡俱空。明军撤退后留下大量废弃装备和物资，而熊、王在撤离过程中，已经尽可能将所有物资积聚焚毁了。正月二十九日，数十万流民与逃兵奔窜入山海关，蓟辽督师王在晋移镇山海关，担心其中混杂奸宄，闭关不纳。但熊廷弼极言应当放入，最终王在晋同意这一做法。
山海关形势图。来源/《河北长城游》，李春宁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 2002年版
这是明军在辽东的第三次大溃败。第一次是杨镐之败，第二次是袁应泰之失辽阳，第三次则是熊廷弼与王化贞之失广宁。努尔哈赤愈发有天下雄主之姿，而非劫掠草寇。明军元气大伤，收复辽东的希望破灭了。事实上，就这一恶果而言，明廷与熊廷弼、王化贞有着同样的过失，当负同等之责任。何则？天启皇帝孱弱不堪，难以指挥如此剧变之事，而阉党魏忠贤，与东林党人彼此倾轧党争，导致辽东政策朝三暮四，无一人而得全面统筹之。那么，接下来，事态又会如何发展？
在这个关键时刻，努尔哈赤并未向西采取进一步行动，明朝得以喘息片刻。广宁及周遭已经一片焦土，李永芳率部东归，旧城废址，荒草萋萋。方圆500里，几无人烟。
努尔哈赤的影视剧形象。来源/电视剧《努尔哈赤》截图
努尔哈赤的短暂休整是有原因的。首先，他建立的后金政权根基尚不稳固。他大量调动了后金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以征伐，但面临食物供应的问题。满汉之间必须分开管理，汉军与女真兵必须进行一定的协调。许多追随努尔哈赤的汉人开始不满这种处境，后方有暴动之虞。此外，努尔哈赤的南翼并不安全，毛文龙能从岛上袭击后金占领的故明堡垒。讽刺的是，在此前，明军曾驻防在这里抵御侵扰的倭寇，而现在，明军成了“侵扰”的一方。
明廷开始利用这一喘息之机来应对广宁惨败及其后遗症，并重新调整辽东仅存的军队部署。
朝野震动，反响剧烈。流民逃兵大量拥入山海关，使当地不堪重负。户部尚书汪应蛟奏：
避难辽民入关蜂拥，不可无拊循之实，不必有发赈之名。奉旨动支银两，就彼给之，恐此声一倡，斗大之城不能容，一金之惠不能厌。合无随地安插，或间田可辟，与为受廛之氓，薄技随身，勿失资生之策。八府平粜仓谷，今宜免粜，以供饘粥，起解春夏赎银，今暂停解，以给牛种。大都宁散毋聚，散则不生邪心，宁远毋近，远则无忧意外。
事实上，局面正在失控，官府根本无力管理所有难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宗教组织——白莲教正在悄然兴起。白莲教又称“闻香教”，教众在山东一带建立宗教中心，王森为教主，其得力弟子徐鸿儒正在策划一场反叛。徐鸿儒号称有神力，许多辽东难民加入了反叛。反叛持续了近半年，徐鸿儒攻占一些村寨后，自称“中兴福烈帝”，建号“大乘兴胜”，设立官职，建立政权。明军从各地调军前来镇压，最终，于年底彻底平叛。徐鸿儒被械送京师伏法。另外，又有辽东溃兵计约万名已达通州，游食当地，无法再行招募。
广宁之败的另一后果是再度激化了朝中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两派之间围绕其责任问题展开激烈争执。派系之间从未如此泾渭分明地呈现。阉党拥护王化贞，指责熊廷弼；东林党反过来则力保熊廷弼，痛斥王化贞。熊、王二人初回朝时，王化贞下狱，而熊廷弼仅罢职听勘。随后，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等奏上狱词，认为熊廷弼、王化贞并论死。后当行刑，熊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4万金，希望能缓刑，随后却食言。此事让魏忠贤极为愤怒，发誓要速斩熊廷弼。两年后，党争达到极点，东林党人杨涟等下狱，魏忠贤诬其受熊廷弼贿，随后又获市人蒋应旸，称与熊廷弼子出入禁狱，阴谋叵测。魏忠贤愈加想要速杀熊廷弼，其党人门克新、郭兴治、石三畏、卓迈等遂对熊廷弼大加挞伐。而阉党经筵讲官冯铨、顾秉谦与熊廷弼有仇隙，便利用侍讲筵的机会，出市刊《辽东传》谮于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天启皇帝大怒，遂于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年）八月处死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熊廷弼既死，御史更是对其口诛笔伐。御史梁梦环谓熊廷弼侵盗军资17万，御史刘徽谓熊廷弼家资百万，宜籍以佐军。魏忠贤借机矫旨严追，家财罄资不足充抵，则令其姻族家俱出钱补齐。江夏知县王尔玉也落井下石，责熊廷弼子藏貂裘珍玩，搜之不获，又将鞭挞之。其长子兆珪自刎死，兆珪母又称冤。王尔玉不闻不问，还去其两婢衣，挞之40下。远近莫不嗟愤。不过，这些不公平的待遇，很快就被推翻。崇祯皇帝即位后为熊廷弼平反，并于崇祯五年（天聪六年，1632年）处死了王化贞。
纯粹的军事战略问题一旦被政治化，战争之走向便不再由简单的军力对比所左右。明廷内部的党争将辽东问题卷涉其中，以至于辽东之败局已经成为党派之间攻击对手的借口托词。从这个角度看，王化贞也好，熊廷弼也罢，无非是党争的受害者，他们都为大明王朝保全辽东尽忠尽职。
本文摘编自《长城之外 北境与大明边防 1368-16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