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宗明义，因为撤不掉。
唐代安史之乱的起因，很多人从课本里了解到的是节度使的权力过大，所以安禄山一朝构难，天下震动。
其实，藩镇割据存在的基础并不是“节度使”这个职务的撤废，而在于唐代兵制已经不可遏制地走向了募兵制，这些职业士兵不允许藩镇的时代过去，而他们的利益诉求也形成了独特的军将群体，让唐朝的撤藩、削藩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事实上，“节度使”职务的出现远比募兵制更早，即武则天执政的时期，为了统一指挥边境上的“军”，而创造出来的官职。
在唐初，并没有常设的“军”的单位（那些说什么玄甲军、飞虎营的，你可以直接把手纸摔在他脸上），边境的日常戍守是由服役的民户轮番担任的“镇戍”来完成，单一编制人数很少，贞观末年高昌镇达到1000人，其余的镇戍编制往往在100人以下，服役期也相对固定，为一年。
这些“镇戍”实际上就是边防哨所或者说是预警的点，并不承担野战重任。
唐初的野战军是临时编组的“行军”，这是非常设部队，在战争动员发起时，由兵部根据户籍点选参军的“行人”，也称“兵募”，名义是“募”，其实是强制服役，这部分人在战争结束后，就要解散放归各家，不会久驻战区。
在唐太宗的时代，“行军”灭国很轻松，“行人”很快就可以回家，但是到了高宗武则天时代，西方的吐蕃，东方的高句丽、百济，北方的后突厥，乃至后起的东北的契丹，都对唐朝的边防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所以，本来临时出征的“行军”在解散后，开始保持一定规模的“镇军”防御枢纽、要点，比如唐朝从吐蕃手中夺回安西四镇后，就在安西分散驻军3万多人。
不过由于各个要点的“镇军”规模往往不大，在万人以下，甚至只有1000人，在进行防御作战的时候，面对后突厥、契丹动辄数十万的入寇力不从心，为了巩固鞭长莫及的边疆“防御”，注意，是防御，唐朝朝廷开始派出“节度使”节制战区内多个“镇军”，形成更大的战区对敌。
镇军的久驻，也造就了兵员的分化，其中一部分人由于武力强悍，被挑选出来作为战斗力中坚，称为“健儿”。而越是能打，越受军将的青睐，就一次次地强制要求他们超期服役，形成了特殊的编制名词“长征健儿”（与二万五千里长征无关，唐人将参军出战者，称为“行人”、“征人”，长期参战，也称“长行健儿”），这部分几乎职业化的“武士”，也就成为了“镇军”的战斗力主体。
一直到唐玄宗继位初期，唐代边防的兵员种类已经非常复杂，比如兵募、蕃兵募、城傍、健儿等等。
为了进行边防整顿，唐玄宗对整个军事体系进行了调整：
长安的禁卫军被整理为南衙和北衙两部分，南衙管理的禁卫军原本是全国的府兵轮番宿卫组成的，却基本破坏殆尽，只能重建为“长从宿卫”、“彍骑”（这是前后两支），来负责长安城和皇城的警卫；北衙禁军则由左右龙武军、左右羽林军和左右神武军（开元二十六年置，旋即废）组成，负责防卫宫城和护卫皇帝。
边军，则将边军所辖的健儿与愿意从军的边民，编定兵额，建成了十个节度使统辖的49万职业军队。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的平叛，其实是依托西北方面的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和朔方六镇（四川的剑南节度使因征南诏实力大损），扑灭东北方向的范阳、平卢和河东节度使的一部（大同军等），而非中央军的平叛。
其中最为强大和重要的就是朔方军，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都起自朔方，而长期的平叛战争，让唐朝不堪重负，只能对河北地区的河朔三镇采取姑息策略，从辽东渡海而来的平卢军也占据了山东半岛的一部分，这就形成了区域性的“割据”。
为了控扼和统一，从“姑息”的代宗皇帝到“刚勇”的德宗皇帝搞了一次大转弯，德宗皇帝的削藩大计，先把尾大不掉的朔方军拆分，又组建新军“神策军”主导对河北的讨伐，结果，河朔三镇是平一节度使，立一新藩镇。
平叛战争的巨大负担又促成了其他军镇的反叛，最终连长安都丢掉了。
之所以如此，很多人认为是德宗的平叛战争太过操切，其实没有考虑到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唐代的军将，其实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利益集团”，他们的饭碗和出身、富贵，全都系于军籍，削藩的结果必然是裁军，而士兵们决不允许自己的立身之本丧失掉。
唯一能够和这种“阶层自觉”对抗的就是大唐天子的“厚赏”，但是，唐代脆弱的税收体系，实际上是系于漕运一身，中央能够掌握的财富，只有淮南、江南、山南、剑南等地，以及部分关中地区，根本不足以“买回”占据天下财富1/3的河北道地区的士兵的忠诚。
河朔三镇的军将集团，很容易发现，保持割据的成本收益远远大于归顺朝廷。
所以，哪怕是在唐宪宗的元和年间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各地方藩镇的士兵仍然需要朝廷供养和重赏笼络，等到这位靠着祖父德宗皇帝没皮没脸地向方镇索贿（所谓进奉、羡余）攒下家底平叛的“雄主”死去，唐穆宗长庆年间，刚刚举起裁军的大旗，河朔三镇就再次反叛。
到了这个时候，《供军图》显示，唐朝职业军人已经达到99万人，是开元天宝年间的2倍左右。
自此之后，对于藩镇，唐朝只能采取了类似于“推恩令”的手段，通过扩大节度使“支郡”权力，即非节度使治所的辖区州郡的权力，让“镇”下有“镇”，上下牵制。
可以说，唐朝中央可用的手段也不过如此了。
一直混到黄巢起义，席卷的起义军将武力急剧退化衰落的中原藩镇打得屁滚尿流（按照北大陆扬的说法，此时的藩镇镇将已经“文官化”，或者本身就是唐廷派出的文官，再不复当年的“骄悍”之态），唐朝朝廷彻底失去藩屏，最后的一点点实力也烟消云散了。
综上所述，并不是说唐朝皇帝不想撤藩镇，而是撤了藩镇，数以百万计的职业兵无处安置，反倒失去了约束，与其如此，还不如以藩镇牵制藩镇，形成一定程度的平衡，保护唐朝朝廷作为最大的“藩镇”和拥有“大义名分”的朝廷继续存在下去。
只不过，这种“混日子”的统治，看着岁月静好，却最经不起外力的摧折，一个窟窿捅下去，跟着倒下的可能是一面墙，甚至是整间破屋。
作者：刘三解
